一个被赋予过高期望的朝阳行业，从寂寂无名到风光无限，再到哀鸿遍野，这一切仅仅用了十年。新能源几乎犯了中国经济可能犯的所有错误。
整个行业都无法盈利
中国新能源行业最困难的时刻到了。
“2012和2013年，全行业和全产业链都无法盈利，正成为眼下中国新能源业的最大问题。”世界风电巨头维斯塔斯中国区副总裁徐侃说。
这一切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2003年，《可再生能源法》开始讨论酝酿，这部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类法律里最成功”的法律在颁布后便迎来了整个产业“超乎想象”的高成长。十年间，中国风电装机从50万千瓦增至7000万千瓦，翻了140倍;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产量从6兆瓦，增至21000多兆瓦，翻了3500多倍。中国也由此收获了世界第一的新能源产品制造能力。
最美好的时间——新能源概念到哪里都“好卖”。A股市场，2011年IPO的华锐风电以90元/股创下了主板市场20年来发行价的最高纪录。美股市场，随着尚德电力成为第一个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中国企业，太阳能成为除互联网之外，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公司数最多的行业，高达13家。
眼下，中国新能源业遭受全球经济危机和自身产业周期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表现为补贴大量发放，企业大量亏损，人才大量流失，这个朝阳产业上空，已然阴云密布。
从寂寂无名到风光无限，再到哀鸿遍野，仅仅用了十年。
“她满足了所有人的欲望”
7年前的2006年，没人会想到一个捣鼓太阳能的科学家会成为中国内地“新首富”。但那确实发生了，而且仅仅用了不可思议的三年速度，就超过了荣智健家族30年的财富积累。
这个人是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成就这一不折不扣“中国梦”的是新能源。
事实上，在拥有联合国525个产业门类中全部门类的中国，按“工业辈分”算，新能源之地位不可谓不低微。2010年，“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总共不超过3%，具体到新能源则更少。
然而，在一个特殊时刻，她承担了中国政府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期望。
全球经济危机后，美国总统奥巴马选择了新能源作为主政措施，以拉动美国经济复苏;中国则提出“四万亿”计划和“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刺激经济，新能源排名七大新兴产业之首。
王勃华，62岁，刚从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巡视员的位置上退下来。在其位于北京西三环的办公室，王在总结其一生在工信部做过的众多行业管理工作时说，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具体的行业，得到过国家领导如此多的批示，“很具体的批示”，部级领导的批示则更多。
他说的正是新能源。
在2011年以前，中国新能源企业堪称优异的成绩单的确给人造成了一种能当大任的假象。全球前十大风机制造商中国占据4席，全球前十大太阳能光伏制造商中国占据5席，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风电大国，中国太阳能制造企业凭借全球5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也一度在国际市场呼风唤雨。
比上述国际排名更具吸引力的，是新能源项目经济体量大的特点，这极大地刺激了痴迷于GDP的中国地方政府的兴奋点。
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下的投资领域发愁的中国地方政府发现，每投资建设100兆瓦太阳能电池组件，就能为当地产出30亿出口额，倘若说服企业将产能扩大至1000兆瓦，就能产生300亿元的出口额——这相当于多少个棉纺厂和电子配件厂产值的总和!
地球人已经不能阻止他们投资新能源了，何况，这事儿在“政治上绝对正确”。
对老百姓来说，“新能源代表了经济和环境危机下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望。”一家国际NGO在报告中写道。
由此，新能源这一中国庞大工业体系中的细小分支，竟已满足了中国从国家、企业，到资本、地方政府、老百姓等几乎所有层面的需求。
在欲望中迷失
佘海峰第一次发现世界上竟还有比“抢银行”还赚钱的事情，第一次感到不安，均是自那个疯狂的2005年。
这个80后的年轻人当过记者，干过营销，如今是中盛光电CEO。2008年，中盛光电获得了青云创投5000万美元风险投资。他的第一桶金来自太阳能光伏。
那时，他的同事只要打一通电话称自己有市场最紧俏的多晶硅料，客户就能立刻把高达几百万美金的订金直接打到你账户上来，而不需要对公司的背景、信用做任何调查——当一个行业赚钱容易到了一种堪称荒谬的程度时，佘海峰说他感到了不安。
有朋友这样劝说佘海峰，制定公司战略时，“专业化”战略理论上是科学，但光伏跟其他行业不一样，应该走全产业链模式。他自己也开始想，“可能光伏确实跟其他行业不一样”。
“现在想来有多愚蠢，光伏怎么可能跟其他行业不一样。”佘海峰反思说，在行业高速增长的巨大利益面前，所有人都开始失去方向。
很多人都预期，新能源还将沿着这条完美的增长曲线一路向上冲去。
失灵的调控
主管部门及时的宏观调控或许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遗憾的是，他们并没能抓住第一个挽救危局的机会。
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经济学家丁力认为，主管部门对新能源行业的基本面缺乏判断力，是导致宏观调控未能及时到位的重要原因。
这与这些部门缺乏新兴产业的管理经验有关。在王勃华看来，长期以来工信部治下的全国各工业行业鲜有变化如此剧烈的，“太阳能行业的价格、市场、政策都变化太快，这个文件还没看完，又来一个，要跟上，有挑战。”王勃华坦言，政策总是慢半拍，跟主管部门对产业发展的始料不及有关。
政府行为的关键在于能否按照产业发展周期来制定政策，产业现阶段到底处在什么周期上了，但政府、产业界和学者没有共识。
这种判断的分歧，在当时关于多晶硅是否产能过剩的争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2009年9月，工信部出台防止多晶硅产能过剩的38号文件，立即受到行业组织和企业的极力反对，现在却成为为数不多的政策预警信号。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当时工信部产能过剩的说法受到了科技部的质疑，科技部组织了调研组进行摸底，得出的结论是“多晶硅产能并不过剩”。
这种情况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光伏行业专家颇为感叹，“以前，太阳能产业无人问津”。看到近几年光伏大热之后，国家主管部委之间也出现了“暗战”，都希望对这个产业有更多的干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