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光伏网讯:仿佛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游戏中的那朵花已传向产业链的最末端——光伏电站。仍然是大规模引进、疯狂建设，参与者寄希望于终端市场的兴起将库存下移，尽管难以并网的问题仍待解决。
并不了网，就发不了电，电站建了也只能“晒太阳”。资本热浪催生出中国30GW(十亿瓦特)的光伏产能，而全球的需求仅25GW。损失惨重的投资人最先反省，是否从一开始就不该参与这场依赖于政府补贴的“虚拟盛宴”？
为了帮助光伏企业“过冬”，10月底，财政部、工信部、商务部、国家能源局共同出台一揽子计划，预计投资额度将超过700亿元。
泡沫催生
投资者对光伏行业的冷淡态度，似乎又在重现十年前。那时，德国这个大经济体还未出台支持政策，投资者认为“成本过高”拒绝关注，参与者只有胆子大的外行人或行业相关人士。
一年后，德国的光伏支持政策，让这个冷门行业变得供不应求。2005年，尚德电力敲响纽交所的钟声更是激发国内的热情，此后几年光伏投资呈烈火喷油之势。
在谈及这一现象时，杨怀进说，“没有人去理性分析这个行业的特点和状况”。
杨怀进被称为中国光伏行业的拓荒者，今年49岁，四次创业，参与创办的无锡尚德（NYSE：STP）、晶澳太阳能（NASDAQ：JA-SO）、中电光伏（NASDAQ：CSUN）、海润光伏（600401，SH）相继登上华尔街或A股资本市场。
1999年，杨怀进带着《光伏产业报告》从澳大利亚回国，那时的施正荣还在马丁·格林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他对施正荣说，我先在国内帮你探路。
杨怀进的项目推介并不顺利，连续在十多个城市碰壁，地方政府搞不清光伏究竟是什么，没人愿意接手。费尽周折，杨怀进的光伏项目终于被引进无锡，他将施正荣招呼回国，于2001年1月融资成立了无锡尚德公司。
好时候来了，2003年，德国市场开启，中国亦提出了西部广泛利用太阳能计划，2005年，尚德成为第一个登陆纽交所的中国民营企业。
尚德在美国的成功上市引发热烈关注，光伏产业一时间变得炙手可热。
“大家都凭着简单的判断，认为这是一个朝阳产业、利润奇高，投资者蜂拥而来，政府、银行紧跟其后推波助澜。”杨怀进回忆道。
同一年，江西省新余市政府拿出2亿元，借给经营劳保用品的彭小峰创办赛维LDK公司，彼时，新余市的财政总收入不过18亿的规模。两年后，赛维LDK公司造就了中国新能源企业在纽交所最大规模IPO的纪录。
资本热浪开始沸腾。一时间“无锡模式”、“LDK速度”纷纷为各地政府效仿，2009年，中国有18个省份要建造“新能源基地”，近百座城市要将新能源作为支柱产业，亦有不少公司为了获得煤炭矿产等资源，以投资光伏项目的名义与地方政府做交换。
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的光伏工厂。催生出15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产能直逼全球需求，95%的产品却只能销往海外。
“明明2009年产能已经出现过剩的迹象了，为什么大家还在拼命投资，就是盲目从众心理，说明我们的投资者没有自己独立的分析和判断。”杨怀进说。
市场予以沉重反击。谁也想不到，短短四年时间，光伏的上游原材料——多晶硅的价格可以从每公斤30美元暴涨至每公斤500美元，又过了四年，跌至今日的每公斤17美元左右。多晶硅项目的暴利，曾一度被视作淘金者的乐园。
上游原材料的暴涨暴跌，给行业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在杨怀进看来，产业从不成熟到成熟在光伏领域表现的格外剧烈，投资者缺乏对行业的整体了解。中国风险投资协会统计，2009年，清洁技术一举成为风险投资在15个行业中中资感兴趣度最高的行业，比例高达78.9%。
一位光伏产业参与者说，中国的很多行业都是如此，只有夏天和冬天，没有四季交替。
投资泥潭
如同早期因“高能耗、高污染”被不明就里的投资者诟病一样，光伏行业再度因“政府补贴模式非市场化可持续经营”等理由被投资机构拒之门外。
46岁的青云创投创始人叶东，花了5年的时间将冷板凳坐热，在2001年选择的清洁技术领域时，他一度以给人做顾问来补贴行政开销。
作为中国首家专注于清洁技术领域的创投机构，叶东称自己在2005年以前，是在黑暗里行走。直至从报纸上读到尚德电力在纽交所上市的消息，他知道天亮了。
此后，中电光伏登陆纳斯达克为青云创投带来近5倍的投资回报，半个月后，赛维LDK登陆纽交所，为青云创投带来8倍的投资回报。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全面引爆清洁技术产业的时候，叶东入选美国《商业周刊》“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40人”，2010年，青云创投被哈佛商学院收录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投资的教学案例。
“创投的定义是在别人没发现的时候去投资。如今的太阳能领域，青云已经不再投资了，钱已经赚到了。”叶东说，太阳能已经不能给创投再提供爆发性增长的机会，尽管太阳能产业的缝隙中还有无数机会。
然而，哥本哈根峰会催发的投资浪潮并未就此冷却。清科数据统计，此后的2010年、2011年，仅是公开了PE/VC投资光伏金额的项目便有80亿元之巨。2012年，共有11家光伏产业相关企业冲关A股上市折戟，显然，大多机构栽了跟头，退出遥遥无期。
传统市场的紧缩、技术路线的更替，使投资成为沉重负担。“其实即使没有欧债危机的话，供大于求的问题也已经相当突出了。”杨怀进说。
今年4月，瑞典的斯德哥尔摩+40可持续发展论坛领袖论坛上，瑞典信息技术和能源部部长安娜·卡琳哈特指出，推广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强化财政投入”。
皇明太阳能董事长黄鸣当即表示反对：“正是因为政府宏观调控这只有形之手，对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影响太大，而市场自身调控能力太弱，才使可再生能源陷入困境。”
行业状况引发投资人热烈的反省讨论——光伏已然成为依赖政府补贴而盛衰的行业，全世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几乎都依赖于政府，西方国家的补贴模式是否把行业发展带入歧途？
损失惨重的投资人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光伏产业的冷淡态度。清科数据库统计显示，去年，中国清洁技术领域共披露VC/PE投资165起，涉及金额26.59亿美元。今年上半年仅26起，投资金额为2.94亿美元，已经是大幅缩水。
美国咨询公司MercomCapitalGroup亦公布，2012年第三季度，太阳能产业的风险投资仅有14项交易，涉及总资金7200万美元，环比跌8成，是5年以来风投资金首次跌至1亿美元以下。
杨怀进指出，光伏行业作为投资来说，确实不像2011年前那样火爆，众多企业亏损，投资者看不到升值空间，因此，光伏企业再努力上市就缺乏说服力了，企业不能上市，紧接着亏损是必然的。
“但是，这哪是行业不好，是投资人不好”，杨怀进说，“卖方市场时你可以投机，如今的买方市场再想投机，就只能被市场愚弄了。光伏行业市场整合完成后，还是有些好的企业会成为领头羊。投资者可以投资终端电站项目，到时候，光伏终端大小电站项目会成为金融产品，未来的市场潜力仍然巨大。”
刹车失灵
被资本吹大的上市企业也受到重创。2012年，中国光伏企业的标杆——尚德电力收到纽交所的退市警告，继而，被尚德激励上市的其他光伏概念股亦相继受到退市警告。光伏中概股陷入集体危机。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43家多晶硅企业中，80%的企业已经停产。
企业的危机将银行、政府紧密捆绑，财报触目惊心，全球最大的光伏电池生产商尚德电力负债37亿美元、亚洲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商赛维LDK负债60亿美元。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最大的10家光伏企业债务累积超过1100亿元人民币。
2009年之后，银行对于尚德电力、赛维LDK的态度仍然乐观，即便全球金融危机的恶果已经呈现。
以尚德为例，在国开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支持下，这一时期，银行融资猛增数倍至2011年底的17亿美元，甚至还有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当年，尚德电力却交付了全年亏损10亿美元的成绩单。
这与企业自身的决策判断是分不开的。
75岁的郑崇华是台湾台达电的创始人和荣誉董事长，他回忆称，在多晶硅价格暴涨、“拥硅为王”的那几年，台达电是第一家拒绝美国多晶硅巨头MEMC公司十年长单橄榄枝的企业。即便台达电是台湾企业里第一家做光伏的公司，且台湾岛内又严重缺乏多晶硅原料。“多晶硅原料价格从几十美元暴涨到500美元的状况下，去锁定十年长单，这完全是不合理的思维，我当时就警告团队，这样下去不仅不能找到新利润增长，光伏业务还将成为公司的灾难，毕竟十年的时间太长，市场的变化、技术的更替都未可知，宁可去签价格更高的短单。”郑崇华说。
尚德电力就跌倒在MEMC的长单上。2011年，尚德电力宣布违约MEMC公司的十年合同，支付违约金2.17亿美元。要知道，当初能获得MEMC长单青睐的都是实力非凡的公司，最终如郑崇华预料，成为公司的灾难。
市场价格持续下跌的状况下，光伏生产商的利润率从最高时近40%，变成重幅亏损，多数上市公司至今仍亏本赚吆喝。
“如今严冬的根本原因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投资者、银行、政府都没有理性分析这个行业的特点和状况。”“拓荒者”杨怀进说。
“在企业扩张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弘亚世代副总裁刘文平认为，眼下，外部欧美的“双反”、内部产能过剩和同质化竞争，加剧了企业的困境。
多数企业抱着投机心理，坐等市场变好，等待政府来救。“2010年时有些企业已走错了，不挣钱时居然还在扩大产能规模”，厚德大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欧阳红武认为，目前有些政府介入到企业经营的动作过大。
“让该倒闭的企业倒闭，政府应该在光伏需求上做引导工作，而非在供给上做升级。”欧阳红武说。
杨怀进也认为，一直以来，政府是鼓励的多，限制规范的少。“其实这也不是一个省市政府能够做的事情，中央政府对于光伏行业过去一直是听之任之，基本没有作为”。
国家队
统一上网电价的难产，阻碍着中国光伏应用市场规模启动，国有发电集团占据主角地位。“事实上，只有五大发电集团等大型国有发电企业，才有能力享受到国家的标杆上网电价待遇，一些民企是没有能力涉足这一领域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指出，光电建筑一体化项目要牵涉到与城市建设规划、建筑标准协调以及对建筑物进行重新设计改造等问题，这些成本往往是无法明确计算的。
仿佛是一个喘息的中转站——企业可以降库存、做低亏损，电站建成后，亦可以作为固定资产获得银行的融资。
地方政府也拉响了号角。今年青海省发改委宣布，将集中再放1GW的光伏项目审批“路条”，而全国光伏装机的计划目标仅为3GW。青海省计划2015年，形成国内最大规模并网光伏发电产业群，建成光伏电站装机容量4GW。甘肃、新疆、内蒙等地也不甘落后。
电站建设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去年发改委承诺的1元/千瓦时的光伏发电电价，但还未落实。国家电网也以光伏发电稳定性差，要保证电网安全等理由拒绝，大规模的西部电站建设完毕，并不了网发不了电，只能“晒太阳”，即使成功并网，目前也只拿到火力发电的电价。
在竞标、建设的过程中，国企雄厚的议价能力也让众多实力不错的光伏企业望而却步。
一位在美国上市的光伏企业总经理称，如果政府再倾向于低于成本的竞争，则不利于中国光伏行业的发展。因为企业没有利润，投资人就不会进入，对行业的技术研发、市场的培育，都是短视行为。“行业发展的规模、混乱的程度都超过当初的想象，蜂拥而上的非理性的投资，使经营者忽视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打造，多数公司内部治理很差，许多项目低价中标，实际上是低质量中标。”杨怀进说。
等待
10月底，财政部、工信部、商务部、国家能源局共同出台一揽子“光伏过冬”计划，预计投资额度将超过700亿元。更有消息称，近期商务部、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工信部等四部委和36家银行机构代表在河北保定商讨救市，决心对光伏企业“保大弃小”。地方政府也早已对区域内面临破产的光伏巨头展开营救措施。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实施力度不够，现实的操作性不强”，而政府应该政策激励，但不能过多干预，理应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
“没有合理的上网电价政策，很难保证产业的发展”，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指出，可再生能源未来要想替代传统能源，首先是政府政策的导向，在初期提供必要的支持，比如价格的补贴。
他称，欧洲的太阳能资源远不如中国，在这一领域之所以发展快，就是因为在政策上确定了上网电价政策，政策措施得当。
在杨怀进看来，政策的激励应该体现在：1.鼓励投资家庭屋顶安装光伏发电系统，鼓励各地利用工厂和商业屋顶，荒废地来建设中小型光伏电站。2.要根据不同光照制定不同的上网电价。3.国家要将用电和上网分开来，不应该强调自发自用，而是要鼓励净上网电量电价政策，这样每个系统将有合理回报，那样就成为投资金融产品了。“在补贴金额来源上，国家要大胆提高现在的火力发电价格来补贴再生能源，过去是每度电8厘，应该提高到5分钱。这个政策将会真正拉动中国经济，如同过去的房地产行业，到时，老百姓都可以自己投资自家屋顶系统。”杨怀进说。
刘文平亦认为，政策的激励还需要细化光伏补贴方案，如具体一度电补贴多少钱。但国内市场的增长弥补不了欧洲市场的损失，产能过剩仍将存在。
IHS iSuppli的最新研究报告给市场带来了些好消息，2012年新装机光伏装机容量将同比增长28%，2011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为28GW。报告预测，光伏组件市场预计会在2013年第三季度恢复盈利。
“没有永远向上的市场，也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 ”， 昱 辉 阳 光 (NYSE: SOL)董事长李仙寿对明年市场充满信心。他指出，新能源比化石能源价格贵是公平的，这不是政府的施舍，是取之于民还之于民，中国要继续发展，电力需求缺口巨大，电从哪里来？
“光伏仍然是一个伟大而美丽的行业，将由工业品制造回归到能源行业，市场对它极度爱到极度厌恶之后，会回归正常的理性”，杨怀进认为，大企业将以建设电站为自己的业务，在这项投资中，央企如五大发电集团等将会承担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为推动国内光伏产业市场化最早的呼吁者，杨怀进如今担心的问题是：行业的整合过程如果过于漫长，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大规模企业无法破产，没有竞争力仍亏本销售，找不到出路；还需要更统一规范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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