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兴秀洲区，资本转型在悄然进行。
“我们这里有一家雅莹女装企业，依靠创建品牌成功突围，去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目前已经是国内10大女装品牌之一。”嘉兴秀洲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助理莫放路称。
秀洲区的工业原来以纺织为主，占70%比重，现在是双业并举，在提升纺织业的同时，发展现代服务业。“南部是现代物流园，建立了沃尔玛华东配送中心。”秀洲区宣传部李湘泉副部长表示。
而中部规划为创新平台，引进中关村、张江高科和交大科技园等在秀洲设立高科技园区，以及中节能、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等央企的大项目。另外的北部为生态功能园区，发展湿地经济。
但这种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秀洲区委报道组组长吴桂潮介绍，上述的园区建设以及央企项目正在建设当中，新能源、新材料布局刚刚初见成效。
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浙江即出台了《关于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2009年又出台了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在企业转型方面，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深有体会。“华立的转型整整花了10年时间，从原来的仪表转到现在医药、智能电网和资源性产业。现在（转型）已经告一段落。”
对于华立而言，其资本之路，让企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徘徊的浙江
从数据上看，浙江省2010年的经济数据不见乐观。
当年广东、江苏和浙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6113亿元、23187亿元、12488亿元，“十一五”年均增长分别为17.6%、21.5%、13.3%。同时三地“十一五”时期实际利用外资分别是906亿美元、1100亿美元、503亿美元。
三省相比，浙江的上述两项指标均为最低。
再来看看GDP数据。2010年，广东的GDP为45472.83亿元，同比增长12.2%；江苏是40903亿元年均增长13.5%；而浙江仅为27100亿元，同比增长11.8%。
数据显示，江苏的GDP在2008位列全国第三，只比浙江多6000亿元，但到2010年两者的差距达到1.38万亿元。浙江的GDP年增长率也是前5大省份最低的。
浙江的一些官员将其称为，“前面差距越拉越大，后面追兵越来越近。”
比GDP更为深刻的是，江苏在新经济、新材料、新能源产业方面的进步，让人印象深刻，2010年江苏六大新兴产业销售收入在工业中占比达23%，突破两万亿元大关。
同样是民营经济大省，江苏的光伏产业轰轰烈烈，诞生了10多家全国前列的光伏企业，每年的产值数千亿元。
如今，江苏光伏生产企业超过50家，产能超过1000兆瓦，占到国内总量的七成，全球总量四分之一强。
而在浙江，至今没有拿得出手的新能源企业。
但其实浙江不是没有发展光伏企业，最早的昱辉阳光，在2006年就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彼时，全国的光伏产业刚刚进入大发展时期。
但由于政府没有明确的发展规划，浙江的民营光伏企业仅仅处于单干状态，昱辉至今鲜有作为。而江苏无锡围绕尚德电力成立了庞大的光伏产业园，江西新余围绕塞维LDK成立了硅谷园区，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
在产业规划上，浙江省棋差一着。
许多官员已经深刻体会到，浙江的经济增长模式后劲乏力，再过几年可能被河南超过。而当年认为的浙江模式、温州模式比苏南模式优秀的提法，早已销声匿迹。
依赖外贸型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的浙江，在产业转型方面栽了个跟斗。
同时，在目前企业家纷纷投身资本市场的情况下，浙江民间对工业投资的资金下滑迅速，以2009年工业投资为例，浙江的数字是6265亿，而江苏的数字是1.12万亿，差距显而易见。
以宁波为例，2010年宁波的工业总产值达到13171亿元，但在工业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工业投资持续低位。2010年宁波市累计完成工业投资413.4亿元，比2009年下降10.9%。
“十一五期间，宁波的其他指标均已完成，只有工业投资一项没有达到目标。”宁波市经委的一位官员表示。
浙江省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周冠鑫感慨，浙江很无奈，民间工业投资不活跃，省政府只能积极引进央企投资，如核电在浙西的布局等等。
游资不归路
炒煤、炒房、放高利贷，是温州游资近几年来的炒作路径。
但现在炒煤和炒房都被制止后，游资的去向变得没有了方向，炒大蒜、炒苹果，炒洋酒，炒矿产等等，不一而足。“哪里赚钱就往哪里投。”
事实上在这些游资背后，往往有着高利贷的身影。“温州人在外面找到项目，就会回来融资，几个亿一天就能筹完。”方培林称。
但这些资金的成本非常高，一般要2分利，也就是年息24%。这仅仅是熟悉的温州人之间的借贷价格。而担保公司提供的资金的月息高达5分，甚至1毛。
前几年炒房是暴利，获得的利润支付高利贷没有问题，但在最近，暴利行业的消失，这些高成本的游资的流动就变成一种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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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温州又传出好几家企业因为无法偿还高利贷而外逃。
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曾是当地的明星企业，因为其法人代表黄鹤赌博输掉几亿元资金，一夜之间倒闭。
据悉，江南皮革的债务超过2.5亿元，还直接牵涉到近70家供应商，和一批并未浮出水面的担保公司。
4月下旬，温州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因无法偿还几百万元高利贷资金，留下工人工资选择远遁他乡。波特曼堪称是被高利贷拖垮的典型个案。
而稍早前已经曝出乐清三旗集团因为银行1.23亿元的欠款，资金链断裂，频临跑产。其在乐清的多数固定资产已被冻结或转让。
三旗是一家从电缆企业发展成为跨区域的全国性集团公司。在电线电缆之外，涉足红酒生产、房地产等众多投资领域，旗下子公司一度达30多家。
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倒闭潮再次重演。
“那时候也是信贷收紧，高利贷泛滥，企业的融资成本奇高，造成企业不堪负重。”温州工商联秘书长原本预测下半年会有很多企业承受不住。不过现在看来，这种压力已经被提前到4月份。
事实上，民间资金并不缺，光温州就有8000亿流动资金，民间借贷资金近1500亿。周德文表示，这些民间资金没有一个很好的投向，看到借贷行业暴利，都去做放贷了。
杭州一位曾从事高利贷业务的张先生表示，高利贷行业风险太大，虽然利润丰收，但一旦企业破产，高利贷也将血本无归，造成高利贷链条的断裂，有些也选择逃跑。“我已经上岸，做一些其他投资。”
来自温州的小徐也开始将资金从高利贷行业抽出，转向股票投资，以及PE领域。
金融创新
如何规范民间游资，引导民间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浙江银监局的人士表示，模式一直在探讨当中，而小额贷款公司是眼下规范游资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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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浙江开始试点开办小额贷款公司。
截至去年底，浙江省的小贷公司共134家正式运营，300亿元贷款余额，累计贷款1500多亿元。根据计划，小额贷款公司2011年新增加15家，增资扩股10家。
据悉，目前浙江省小贷公司一共注册资本为230亿元，按照可融资50%计算，共可用小贷资金345亿元。
浙江省金融办副主任盛益军称，小贷公司的推出，一是缓解了当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二是对当地民间借贷的高利息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目前小贷公司的规模有限，200多亿的资金在上万亿的浙江民间资金中，仅仅是一个零头。
更多的民间游资依旧徘徊在正规金融的大门之外。“门槛太高，”方培林表示，小贷公司的本质应该是为农村服务的，数量应该越多越好。
但现在，成立小贷公司的主发起人都是当地的大型民营企业，一般性的资金无法参与。
海宁宏达小贷副董事长金富荣表示，小贷公司可以集聚民间游资，规范民间的信贷，减少社会风险。
但目前小贷公司面临的几个问题，金富荣介绍，一是对小贷公司性质问题没有明确，省里定了是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央行银监会没有定。担保行业为什么没有做好，就是因为不规范。
二是小贷公司的市场待遇应该与金融企业类似，包括税收政策应该统一。三是小贷公司为三农服务，应该放开增加注册资本金，同时银行融资是否可以增加到1倍。四是小贷公司转为银行要有细则文件。另外对小贷公司的监管还不严格。
浙江大学金学军教授认为，小贷公司是目前比较可行的规范民间资金的方式，此外的民间互助形式都应该大力探索推动。
“金融创新，地方政府是很支持的，我们也在考虑，地方资本市场的平台发展是否可以更快。为上市公司的股份转让是否可以更放松，目前的投融资平台太少。”盛益军表示。
目前浙江的金融创新方面包括成立小贷公司、村村银行、大银行-小企业专营机构，以及推进股权投资，未上市股权交易市场等。
2011年浙江省有6个县作为金融创新示范县，包括余杭、德清、龙湾、诸暨、南湖、慈溪、临海。“包括机构创新、产品创新，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定位，有的是农村金融、有的是后台服务建设、有的是民间金融规范（龙湾），有的是结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南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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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浙江
事实上，浙江不成熟游资盲目的投资冲动，让游资成为浙江的一个符号性标志。
这也是浙江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实业企业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转型遇到阻碍，很多企业都去做投资了，那么浙江怎么办？
有些企业是没有办法升级的，杭州市西湖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孔村光认为，浙江已经到了向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时机。
其举例称，诸暨一家做袜子的企业，在袜子行业已经做到不能再好，但目前行业利润太低，升级又没有什么空间。现在企业去做酒，在法国买了一个酒庄，（洋酒）拿回来太赚钱了。“这是不是属于企业转型。”
孔认为，经济发展有个阶段性，目前的杭州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注重服务业的发展，制造业已经不是特别重要。
在杭州市发改委提供给记者的材料中，杭州市2010年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48.7%，成为对杭州市贡献最大的产业。“服务业成为全市经济增长新增动力最强、吸纳社会从业人员最多、缓解就业压力贡献最大的产业。”
据悉，杭州的目标是，实现从 “杭州制造”向未来的“杭州创造”、“杭州服务”、“杭州创意”跨越，率先进入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时代。
在浙江海洋经济规划的核心区域宁波和舟山，当地发展海洋经济迫切需要成立海洋金融服务机构，希望成立海洋产业基金以及海洋开发银行。
在孔村光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堆投资公司的名片，有股权投资的，也有做创业投资的，很多是省内知名浙商设立的投资公司。
“去年我帮4家企业完成了融资业务，”孔表示，目前浙江的资本在做PE投资方面非常积极，有些已经有了很好的转型。
如绍兴新昌县的万丰奥特，除了主业之外，金融已经成为其第二大产业。自2008年成立担保公司之后，逐渐进入投融资领域，利用担保公司的信息便利，为企业做后期融资服务。
类似的还有立元集团，在2006年涉身创投行业，收获颇丰。如今董事长郑立的梦想是将立元集团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投资银行型，希望能成为掌控千亿资本、创造万亿营收的中国“高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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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盾安、苏泊尔、精工、海亮集团等一大批浙商都开始转型创投等虚拟经济。
而最早的典型案例是新湖集团，董事长黄伟从期货起步，成为控制两家上市公司，以及湘财证券，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并参股了盛京银行、吉林银行、温州银行、长城证券、大智慧等机构的大型金融控股企业。
浙江民营企业的资本转身，使得实业企业的资金，投资到了浙江以及全国的资本市场，省外的浙江资本所创造的GDP已经相当于再造一个浙江。
“浙江通过资本去抢占全国的优资资源项目有什么不好？”面对浙江实业空心化的担忧，孔村光称，未来将是浙江资本控制全国的项目企业，并最终为浙江造福。
据悉，江苏等地的一些高端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都是浙江的。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院长程惠芳教授也表示，浙江要从从草本经济向木本经济发展，通过金融业壮大浙江民营企业。
现在的问题是，浙江省政府如何大力推动资本经济的发展，引导掌控民间资金流向虚拟经济，让其成为浙江省差异化竞争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