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中国在清洁技术领域投入不菲。就中国清洁技术市场的话题﹐《华尔街日报》的默里(Alan Murray)和斯特拉塞尔(Kimberley A. Strassel)采访了联合技术(United Technologies Corp.)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切尼沃特(Louis R. Chenevert)﹐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 Inc.)常务副总裁平托(Mark R. Pinto)﹐以及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Suntech Power Holdings Co.)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施正荣。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访谈摘录。 
Genesis Photos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Suntech Power Holdings Co.)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施正荣。默里：三年前﹐人们觉得中国是一个麻烦﹐因为它的温室气体排放速度是最高的。现在你越来越多地听到人们把中国说成是解决方案之源。你们三位都在美国和中国工作。希望能谈谈两个市场的异同。
切尼沃特：我很多时间都在中国﹐因为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高增长市场。今天中国的增长极其迅速。作为一家电梯公司﹐你不可能不进入中国﹐因为全世界两部电梯中有一部是卖给中国的。
我们今天出售采用新型电梯能源再生科技(ReGen)的节能电梯﹐占我们中国销量的三分之一﹐而10年前还只有5%。中国人已经赶上。我们在中国出售ReGen电梯所占比例和我们在美国销售的比例是一样的。
默里：但这个差别是不是仅仅因为中国这个市场增长得远更迅速﹐所以你们卖出的数量更多？还是因为中国市场已经更加明确地注重节能型产品？
切尼沃特：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是城镇化浪潮在推动着这些新城市的建设。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是新建﹐使用最新科技也就更加容易。另外我要说的是﹐政府要求采用某些最新科技的压力是相当大的。
默里：平托先生﹐你们不久前决定从硅谷搬到中国﹐是不是因为你们也和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合伙人杜尔(John Doerr)所说的一样﹐觉得在清洁技术领域﹐中国正在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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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 Inc.)常务副总裁平托(Mark R. Pinto)。平托：不是的﹐我不会那么讲。我们生产的是半导体、平板显示器的生产设备﹐现在又生产能源和太阳能生产设备。当然﹐这些生产活动多数都是在亚洲进行。
默里：太阳能部分有多少？
平托：今年我们太阳能业务80%以上都将是在中国。多数电池板是输往欧洲﹐一部分输往美国﹐但欧洲是最大的终端市场。
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简化了针对这个新能源行业的创新支持政策﹐切实地支持了中国供应链的发展。如果我们搬到美国或其他地方﹐而没有供应链﹐那么我们是不会有竞争力的。
默里：施先生﹐你运营着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公司之一﹐公司是在中国创立的。你能获得立足之地﹐从这个角度上讲﹐政府政策的重要性有多大？比方说﹐你在美国是否能够有同样的成就？
施正荣：我在澳大利亚呆过14年﹐那里很多人问我同样的问题。假如尚德创立于美国、澳大利亚或欧洲﹐在最开始的三到五年中﹐或许没什么问题。那个时候﹐价格较高﹐供应链也欠发达。 2005年以后﹐（假如我们是在澳大利亚创立的）﹐假若决定不去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那么我想我们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有竞争力。
默里：他们是如何支持供应链的？是提供补贴吗？
施正荣：不是。举个例子﹐First Solar非常成功。为什么呢？ First Solar公司内部拥有一整条供应链﹐因为他们在薄膜方面是垂直整合的﹐从玻璃到太阳能电池板。
不过对于以硅片为基础的太阳能行业﹐供应链很长﹐任何一家公司都做不了。需要专注于供应链各个环节的一大批企业来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默里：切尼沃特先生﹐你刚才看了John Doerr 杜尔的话。他暗示清洁技术的前沿创新在中国而非美国﹐你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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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技术(United Technologies Corp.)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切尼沃特(Louis R. Chenevert)。切尼沃特：我认为﹐由于所有这些新的建设﹐中国吸纳这种技术和他们乐于将其在建筑中进行整合的速度可能比较快﹐例如将暖通空调系统和灯光等整合进去。
默里：也就是说﹐你真的认为很大的驱动力来自增长速度和新建设大大增多这个事实？
切尼沃特：完全正确。
斯特拉塞尔：如果你在制造产品﹐中国会不会由于成本较低每次都会击败我们？你想不想投资大笔资金与其进行竞争？
平托：现在也许是这样﹐但无论你在哪里获得生产规模──这是提高技术的很大因素──规模加上技术就会赢。你会在哪里投资？就在他们为扩大规模而投资的地方。
施正荣：制造也需要创新。没人相信中国劳工短缺﹐但这是事实。
年轻一代人的生活质量一直在提高。没人愿意在生产车间干苦力﹐所以我认为﹐中国事实上必须要考虑制造技术的未来。
这也是为何中国政府如此注重创新。如果我们不作出改变﹐也许在10到15年内﹐中国在制造业不会再有竞争力。因此我认为﹐制造业肯定有很多创新。
默里：施先生﹐你对美国有什么建议？
施正荣：我在西方生活过14年﹐有时我觉得西方的民主可能太多了。
默里：民主太多？
施正荣：做不出决策来。就像在一家公司一样。有时你听到所有的声音。 CEO知道正确决策是什么﹐有时他们只想拍桌子说﹐“我们就这么做”。
Alan Murray / Kimberley A. Stra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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