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und in Chimerica(中美国)。 一批“危险分子”正用充满想象力的方式重组大洋两岸的技术、制造、资本与市场，这股潜流很可能会在未来5年改写整个光伏产业的格局
文 | 《创业家》记者 杜若洋
“我们忙到连扩产的时间都没有。”
一年前还面色铁青的施正荣在2009年年底时抛出了这样的话。根据无锡尚德的最新消息，直到2010年第2季度，它所有的产能都已经预售一空。
金融危机带来的死亡阴霾已经从他们头上飘散，熟悉的游戏似乎又回来了。12月下旬的河北保定，英利新能源的厂区里一座巨大的混凝土厂房封顶。作为全球晶体硅产业中无可争议的成本领袖，苗连生的最新计划是在2010年中把产能翻番，从500兆瓦跃进到1G瓦，这个数字是英利前8年产能的总和。
施正荣在演讲时，重新放起了他最喜欢用的一张图片，图中其他能源方式逐渐萎缩或者停滞，只有光伏的市场呈现出喇叭口般无限放大的趋势。现在志得意满的苗连生们是否在想象自己将在这个无限大中占有怎样的份额呢？
这个世界看起来毫无争议的应该属于他们。晶体硅光伏组件统治着全球光伏市场90%的份额，而中国公司在其中又占据着超过半壁的江山，而且份额还在扩张。买设备做产品、低成本价格战，还有谁会比中国企业更擅长呢？
“没戏！”每次见到施正荣，记者都尝试让他评价一下其他技术路线成功的可能性，而每次都会得到一样的答案。不仅仅施正荣，几乎所有功成名就的光伏“大佬”们都坚信晶体硅技术必将是未来的统治者，“按照十年以上做长期布局没有问题。”相似的句子你也一定从十年前的微软、八年前的雅虎、五年前的诺基亚嘴里听到过。
关键在于，“光伏”产业究竟属于制造业，还是高科技产业？
只要是前者，那么它就不必担心以下规律：是技术和模式，而非规模与成本，决定着产业的前途。上一轮的王者往往会在下一轮成为输家，那些角落里视线外的年轻人才是最可怕的“革命党”。但如果是后者呢？
让我们再来做一道算术题吧。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和中国超强的制造能力相加在一起，再乘以全球最充裕的资本和想象空间最大的市场，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答案还在酝酿之中。当“大佬”们急于去瓜分眼前的盛宴之时，他们无暇顾及的角落里有一群“革命分子”在虎视眈眈。他们来自美国硅谷，正把薄膜、高聚光、纳米这些被预言为“没戏”的技术引向中国，探索新的产业化可能。而还有另外一拨人，他们看似愚蠢地把上十亿的美元投给这些“没戏”的家伙们。
这群“笨蛋”中有风险投资家，他们曾经催生了IT、电信和互联网时代的一次次商业革命。还有中国的民企大佬、上市公司乃至地方政府基金，他们要从辛苦利薄的传统产业中抽身出来。不服气，凭什么你施正荣的手中就握有真理！
这股潜流会孕育出新一代技术型公司吗？利用美国的廉价新技术和国际化人才，用中国的资本和生产力，主打这两个最大能源消耗国的市场。
“光伏产业就像一个婴儿，它未来长什么样子，要靠中美两国共同来塑造。”北极光创投合伙人周树华说。
上篇
阳光照耀 Chimerica（中美国）
虽然还存在着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担忧这样的负面因素，但是市场的力量决定了一个从技术到制造的“中美融合”已经不可避免
从2010年起，青云创投的合伙人和投资经理就要更频繁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了，因为他们的创始合伙人叶东刚刚做出决定，青云创投以后要到美国去找项目，把第一笔钱投在美国，然后再在产业化阶段把这些项目带回中国。对于风投来说，那些带着技术从硅谷归来的华人创业者正在变得司空见惯。
盯上他们的还有美国清洁技术集团。这是全球第一家专注于清洁技术领域投融资服务的机构。“公司刚刚决定2010年的一个新业务就是为美国的技术研发型公司来中国做产业化提供中介服务。”高级分析师刘晓雨告诉《创业家》。
美国有大量专注于投资种子期公司的基金，每个基金手里现在都有二三十家走到产业化前夕的创业公司，这些公司都有很好的技术，也有强大的资金支撑，但它们绝大多数并不熟悉中国的产业环境。这里面清洁技术集团就大有可为，比如把中国的配套条件介绍给这些公司，让它们在更早的阶段就能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工艺流程设计。
如果说以前中国对于美国企业来说更大的价值在于为它们的成熟技术和产品提供生产基地和巨大市场的话，那么今天，中国正在变成美国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孵化场。
“任何技术在美国实现产业化都在变得非常不经济，美国的制造成本太高了。我们遇到过太多这样的新技术，甚至是革命性的技术，它们在美国就是迟迟不能实现量产。美国的成本至少是中国的5倍，它们不来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周树华说。
另外一半的动力来自中国。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而且，中国还拥有巨大的市场和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现在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价值链，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的优势。中国制造必然成为新技术产业化的加速器和催化剂。”周说。
不可抗拒的相互需求正在让中国和美国之间形成一个强烈吸引的磁场。齐鹏飞就在感受着这个磁场的力量。这位硅谷创业者正在尝试通过纳米技术把太阳能电池板变得像毯子一样轻薄柔软。2008年，他在硅谷拿到了红杉的投资。“在做未来规划的时候，我和我的投资人Mike达成了共识，以后的量产一定要在中国完成。”齐鹏飞非常肯定地说。他现在会经常浏览国内门户网站上的创业信息，并关注地方政府出台的招商政策。
2009年11月，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来华商讨中美新能源合作，专门到北京大学与于平荣会面。北大毕业的后者曾在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工作5年。如今，于平荣已经决定把他创办的Optony公司的生产设在杭州。
依靠2.5代薄膜聚光太阳能发电技术，Optony公司吸引了多家天使投资人的投资和美国能源部的25万美元拨款，国内上市公司 哈高科 (行情 股吧)也投资了600万美元与它成立普尼太阳能（中国）有限公司。
“对于那些还在迟疑的人来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产业链的上下游产品大量都在中国，所以他们还是早来中国布局为好。”刘晓雨指出。
2008年9月，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石里克共同发布了一个他们创造的新词“Chimerica”。
弗格森的本意是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和最大的消费国，中美的深度合作将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个概念从一出生就伴随巨大的争议。
在光伏产业，现实中的Chimerica已经在上演。
中篇
“革命分子”
“光伏的两个特性决定了它特别适合中国。第一，这是一个对制造成本非常敏感的产业；第二，这里面大部分的技术已经有了至少二三十年的积累，原始专利早已经过期，这特别适合中国人做产业化研发。”
多年以前，杨立友就相信自己注定要回到中国的。
早在BP Solar公司担任薄膜部研发主任的时候，他就两次向公司建议到中国来做产业化，但都因为公司顾忌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而没有被采纳。
“如果没有遇到南存辉，你会回中国吗？”《创业家》问他。
“当然！”他的回答斩钉截铁。
2006年，科学家杨立友接受了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的邀请，回国出任正泰太阳能公司CEO。后者是国内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商，一个地道的江浙民企。而为他们牵线的，是赛伯乐投资的创始合伙人朱敏。2009年，赛伯乐和上海联和又共同向正泰投资5000万美元。
今天，在杭州滨江开发区的厂房里，机器人手臂将全新的玻璃板依次放进两台高温镀膜炉，在这里玻璃上面将被喷涂上微晶和非晶两层薄膜。微晶非晶叠层薄膜太阳能电池是杨立友的技术路径。
正泰的薄膜生产线能够让人感受到一家现代化制造公司的气场。耗资7亿多元引进的全套瑞士奥瑞康30兆瓦生产线在高效地自动化运转着，我们在生产车间里见到的工人不超过20人。但这样一条高自动化的生产线如何来体现中国制造的优势呢？
杨立友承认，目前正泰在中国享受的红利还更多体现在公司管理人员的成本上。但是，情况正在快速发生着变化。
回国之初，杨立友同样选择了晶硅技术作为公司起步的切入点，因为晶硅技术成熟好上手，市场认可度也更高。而他的老本行微晶非晶薄膜，当时的国内产业条件还不成熟。
“这两年，我们做了大量培养供应链的工作。”杨立友说，中国的制造业已经体现出了非常强的配套能力。如果在他刚刚回国的时候立刻上薄膜生产线，杨说当时的产业配套的国产化率只有30%，而现在已经达到了60%，“再有两三年的时间，可以接近100%。”
“中国制造的概念是什么？这意味着国外配套公司产品的价格是我的配套公司价格的几倍。一个很小的东西，如果用外国的产品，就变成了一个很不便宜的配件。”
现在正泰产业链上还没有实现国产化的配套产品主要是一些有技术门槛的核心原料，比如硅烷和二乙基锌。“中国企业很敏锐，学习能力也很强。现在已经有几家公司上了攻关项目，要突破这些核心材料。我们很有信心。”
产业链配套能力的增强使得正泰对通过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充满信心。就在我们眼前这条30兆瓦生产车间的旁边，一栋更大的三层厂房已经完工，今年上半年新的90兆瓦产能就将投产。在温州，一个产能240兆瓦的新厂区也即将开工。
和第一条生产线不同的是，在新的生产线上，除了核心设备，能够使用国产设备就使用国产设备，这是正泰的新原则，这当然将进一步降低公司的成本。
“现在我们的价格能够做到晶硅的成本，1.2美元一瓦，我们计划到2010年四季度，或者2011年初，能够做到70美分一瓦。”这无疑是个极富竞争力的价格。
对于杨立友的雄心来说，也许最大的危险来自技术自身转换率有限的提升空间。现在正泰能够做到9%的转换率，这个数字显然偏低。“10%现在是看得见的。”杨立友说。但他也承认微晶非晶技术的物理上限大概在13%左右，这也许是正泰未来路上最大的敌人。
对杨立友的采访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告诉他自己上午采访了龙焱科技。“吴教授做得怎么样了？”他开口就问。显然，吴教授的进展是他关心的话题。
父与子
从正泰所在的滨江开发区到下沙工业园，需要40分钟的车程，这是正泰和龙焱的物理距离。现代化的厂区与流水生产线和一栋简旧的小楼里的两层，这是正泰和龙焱的产业距离。但他们的雄心没有距离。
“拜托了，我们的数字您千万别写出去，太多人盯着我们了，我们还不想让自己太早暴露。”吴奔反复央告记者。吴奔是杨立友口中的“吴教授”的儿子，龙焱科技总裁。他的父亲吴选之是碲化镉技术领域里的泰斗级专家，现在年逾70的老人是公司的董事长。
你看碲化镉三个字是不是有些熟悉？对，这就是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商First Solar（第一太阳能）公司的技术路径。吴选之在美国期间就职于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从1996年开始对碲化镉的研究，2001年他率领的团队打破了碲化镉转换率的实验室世界纪录，16.5%的数字至今无人撼动。在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期间，他的团队多次参与了关键技术的突破研发，因此对其技术路径非常熟悉。
2007年，吴选之退休，从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净身出户”。按照美国的知识产权法，他离开的时候没有带走一页纸，并保证一年之内不从事碲化镉研究。
一年之后，吴选之在自己的家乡杭州创业。“在美国的时候，我父亲就觉得碲化镉技术在工艺流程上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现在他要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想法。”吴奔说。
吴奔不想说挑战第一太阳能的话，他觉得光伏的未来市场足够大，只要自己做的东西足够好，就不存在和第一太阳能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你看人家第一太阳能活得多好，也不来中国设厂，照样挣钱。”吴奔说。“那是因为还没有中国的公司能做这个事儿。”记者回应。
吴奔，这位联想CEO杨元庆的前助理笑了：“对，你说得对。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说自己一定会成功。可如果我成功了，在技术不输于它的前提下，成本还没有优势，那我回中国干还有什么意义？”
在下沙一座偏僻不起眼的写字楼里，龙焱占据着它的一层和二层。一层是封闭的空间，只有通过二层才能到达。这里藏着龙焱的核心机密——它的中试线。
那是一间不超过200平方米的大房间。房间被一扇长长的屏风隔成两间，被屏风隐藏起来的是中试线，开门可见的是一些配套试验设备。我们和摄影师只被允许在门口以配套设备为背景为吴奔拍照，不能进门，当然更不能参观中试线。但即使这样的待遇，据说也是第一家享受到的媒体。
应该说，第一太阳能的成功给了龙焱便利，吴奔不需要证明自己技术的市场可行性。龙焱所要做的就是用低成本做出好产品。
“我们认为，要掌握核心技术，降低成本必须从设备研发开始。”龙焱不买国外设备，这一点在国内光伏界实在是个很牛的事情。占到整个未来生产线10%比重的核心设备，龙焱自己研发，其他设备购买国产产品，这将大幅度降低未来量产后的成本。
“比如玻璃清洗机，国外产品是国内产品价格的五六倍，干的事情是一样的。国内的稳定性是差一些，那我备上两三台也合算啊。”吴奔说。
在吴奔看来，国内最便宜的资源是工程师。龙焱的研发是从设备到电池技术的全方位研发。它的灵魂人物毫无疑问是吴选之，但下面还需要有大量的工程师。“低成本、高质量的稳定的国内工程师团队对龙焱来说非常关键。”这支团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把吴选之大部分的设想变成了可以产业化的现实。
中国的低成本、发达的配套环境也给了龙焱研发更大的空间。“我们每一道工艺试用的原材料都不下5种。这样能够在不同厂家间做出选择。”到现在，最为核心的碲化镉他们仍然在使用三家厂商的产品，吴奔说龙焱不希望像第一太阳能那样把单一的工艺流程和单一的供应链捆绑在一起，后者现在只能使用加拿大一家公司的碲化镉，这样显然企业在降低成本上缺少议价能力。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收到了吴奔的短消息：龙焱的中试线成功。这意味着公司可以开始构建自己的第一条生产线了。走到今天这一步，吴奔说龙焱花掉了300万美元，要是在美国，他估计1000万美元打不住。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2011年的市场，那时我的第一条生产线应该就出产品了。我当然不会说我的第一条生产线出来的成本就比第一太阳能低，但第二条总可以了吧。”你不能否认，这个计划听起来很靠谱。
为龙焱下注的是谁？北极光、联想投资、晨兴科技，它们为龙焱投入了2400万美元。
临界点上的第三代
19：00，江苏宜兴，夜色初陈。到了和朱忻约定的时间，他已经等在了我们入住的如家酒店门口。然后，他领着我和摄影师开始步行在街头找餐馆。
与“大佬”们的正襟危坐相比，1975年出生的朱忻从一开始就非常放松。“你这相机是5D吧？我也爱玩儿摄影。”等餐的时候，朱忻和摄影师聊起了相机。
但一直到采访结束，朱忻都没有答应我们拍照的要求。“我们还是小公司，还是要低调，等我也做大了，你们随便拍。”他笑着说。自从昊阳新能源这匹黑马以超过2000万的价格拿下敦煌10兆瓦示范电站全部逐日跟踪器订单以来，朱忻接到了大量的采访要求，其中有央视和凤凰卫视，但他都回绝了。
《创业家》联系他也并不顺利。前两次通话，他都在礼貌的回避。直到第三次，我把自己知道的业界对高聚光太阳能的所有质疑都抛给了他，他动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回了电话：“你来吧，我们聊聊行业。”对于高聚光，朱忻有话要说。
在光伏业界有个被广泛认同的排辈方式，晶硅技术是第一代，薄膜是第二代，高聚光是第三代，齐鹏飞他们在硅谷的实验室里忙活的纳米技术排在老四。现在老大已经统治了市场，老二有了第一太阳能这样的明星公司，老四还在襁褓中，只有老三亟待证明自己。
在朱忻看来，这一天就要到了。
“昊阳2010年就能有几个兆瓦的产能，3到4年之后，我们能做到500兆瓦。”朱忻说。2008年，他从硅谷回国创业，因为整个高聚光产业遇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成本居高不下。
高聚光技术的基本原理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放大镜。通过把太阳光聚集到一点，配以高效电池，提高光电转换率，减少半导体电池使用量，降低成本。
昊阳采用的是国际上通用的砷化镓电池。与晶体硅电池只对阳光中的红光敏感不同，砷化镓三结电池通过不同材料层的叠加可以实现对红绿蓝三色光的吸收。“从本质上说，砷化镓电池的转换率就要远高于晶体硅电池。”现在国际上商业化的砷化镓电池转换率做到了39%，而在它的基础上，技术领先的组件商能够做到25%以上的转换率，显著高于晶体硅组件的13%至14%。
朱忻说他的昊阳也在25%以上的行列中。而他自己能够走上高聚光这条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的教育背景。朱忻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之后留学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硕士，学光电学，在密歇根大学读博士，学的化合物半导体材料与器件。而光学加上化合物半导体太阳能电池正是现在的高聚光太阳能。朱忻说这是巧合，因为他读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高聚光光伏是个啥。
“其实不同的光伏技术涉及的专业领域跨度很大，很多现在的晶体硅公司的老板也不很懂其他技术。因此，我不认同他们对高聚光下的一些武断的结论。我们就在这个行业里，所以非常清楚，这是很有前景的技术。”朱忻礼貌而坚决地回应了那些否定高聚光的声音。
似乎是为了佐证朱忻的观点，2009年12月，台湾高雄一座100兆瓦的高聚光示范电站并网运行，这样规模的电站即使对晶体硅来说也是个不小的项目。
与晶体硅和薄膜电池技术一样，高聚光技术也已经有了几十年的积累。但是，电池转换率比较低，以及成本高企一直是它实现商业化的阻碍。“现在高聚光的国际平均价格都是基于欧美的成本结构形成的。我回国这一年多来，在国内做的就是降成本。虽然在美国就知道中国成本低，但你不到中国，就不知道中国能做到多便宜！”朱忻感慨说。
从开始没有配套商知道高聚光是什么东西，到现在有人上门推销配件，朱忻感到整个链条的成熟速度非常之快。最初，他只能出高价请对方给他开模具，小批量地生产一些配件。而现在，面对上门的推销者，他已经能够砍价，能够和他们结成战略合作关系，通过稳定供应链，使配件标准化，“价格下降一半很正常”。
“我们要感谢尚德。”朱忻说。正是尚德带动的光伏产业的发展，使得这些年江浙地区光伏的配套环境非常发达。“我们的原则是能用已有的东西就用已有的，要尽可能根据现有的配件来调整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我们要适应环境，如果要自己凭空造一个产业链，那就死菜了。”而有了尚德这个榜样，无锡市政府也把光伏产业当做重点扶植的对象。事实上，昊阳的启动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各种拨款。
他降成本的结果如何呢？朱忻不愿透露具体的数字。但是当我和他聊起施正荣在2009年创业家年会上表示，他认为中国光伏补贴电价定在1.44元比较合理时，朱忻说：“这个价格我做也赚钱。”
在昊阳的成本结构中，由于砷化镓电池的生产被美国两家公司控制，所以电池成本占比比较高。朱忻说整个行业里，电池所占的成本比例平均在40%到50%，他不愿说昊阳的数字。但考虑到他已经大幅降低了其他配件的成本，我猜想这个数字应该更高。
在硅谷，朱忻还有一支研发团队在工作。昊阳的布局是，美国负责研发，中国负责低成本产业化。之所以把研发留在美国，朱忻说第一是因为美国有人才优势，第二美国有良好的公共研发资源，有设备优良的公共实验室，还有大量的技术咨询公司，只要付一定的费用，利用这些资源所做的研发都享有知识产权保护。
昊阳现在已经在国内开始了高聚光项目的广泛合作，组件产品的商用化从2010年就要起步。朱忻预计，2012年整个高聚光产业大规模商用化的时代就将到来。而到昊阳产能达到500兆瓦的时候，他的系统就能够提供6毛钱一度的电力了。
在这里讲一个很有喜感的故事。2009年年中，德国高聚光公司Concentrix的董事长Operto曾经对媒体放出过这样的豪言：“First Solar赢得了每瓦1美元的赛跑。我宣布竞争的下一个目标是每度电50美分！”这个人一定忘了世界上还有个中国。
下篇
谁是“Second Solar”？
“对于大公司来说，更有价值的事情应该是以开放的心态去做技术创新的平台公司。当这样的公司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光伏产业真正在走向成熟。”周树华坦言
“除了First Solar”，每次演讲时，施正荣总是这样来开始他对薄膜技术的“看淡”。但对于全世界的晶硅“大佬”们来说，这其实是一个他们心里无法避开的敏感点。
这家碲化镉技术的薄膜太阳能公司，上市三年来，产能扩张26倍，全球率先将每瓦组件的制造成本降到了1美元以下。它以晶硅组件公司的成本价格销售自己的产品，但仍然保持着50%的毛利率，35%的净利率。它一家公司的市值几乎是中国全部在纽约上市的光伏公司市值的总和。
它就像是铁幕后面的一扇天窗，给光伏这个早熟的产业带来另外一种成功的希望。谁会是那个踩着他的足迹走向新成功的“Second Solar”？
齐鹏飞告诉《创业家》：“在光伏食物链上，硅谷每天还有无数的好点子冒出来。这里有几百家太阳能公司在做研发，其中有二三十家公认已经有了不错的成果，其中一家最近就要IPO。”
朱忻有着类似的观察：“有做新材料的，有做新工艺的。除了有人在做低纯度硅发电的研发，硅谷已经没有人研究晶体硅了。”
除了玩命的创业者，风险投资人也对光伏热情高涨。根据清洁技术集团提供给我们的数据，美国风投投到光伏中的资金从2005年的1.34亿美元剧增到了2008年的26亿美元，2009年虽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投资总额锐减到7.44亿美元，但是仍居清洁技术投资之首。
“美国风险投资投的都是有可能成为世界领袖型的公司，对技术要求很高。”朱忻说。
而对于国内的太阳能产业现状，于平荣表示：“中国在产能上已经超越了其他国家，这是个事实，但却是个没有很大意义的事实。中国在玩具、服装等加工生产上超越其他国家的东西多了，但谁有高额利润？两头在外是做不了第一的。太阳能电池的超越需要有一个意愿，包括企业、政府有没有意愿超越别人做第一。”
成熟的晶体硅霸主、临界点上的挑战者、实验室中的野心家，未来的光伏行业到底会是怎样的竞争格局？
激烈者如朱忻，他认为：“一旦有一个革命性的新技术低成本进入市场，转换效率更高，那传统技术很可能就会出局。这行未来会很惨烈。”
“光伏产业未来的多元格局取决于这还是一个阶段性领先的行业。”北极光创投合伙人周树华含蓄地说。换句话说，在光伏产业里，只有阶段性领先的公司，还远没有确定的创新领袖。秦未兴，则战国不止。中国和美国两个巨大的市场即将在低补贴的前提下启动，而德国的高补贴也马上就要开始递减，适者生存的成本淘汰将推动竞争的加剧。杨立友说：“我会时时保持着高度的危机感。”
作为记录者，我们不知道未来谁会死去，但我们确知定会有新领袖诞生。杨立友、吴奔、朱忻、于平荣、齐鹏飞这些“革命党”已经在路上，他们中会出现统治“中美国”的下一代领袖吗？如果你认为你比他们更强，不妨和《创业家》联系，我们等着你。
(本文来源：创业家 作者：杜若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