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531”新政后，光伏行业经历了在痛苦中浴火重生的一年。提前结束了依靠补贴“供奶”的日子，中国的光伏企业也在阵痛中反思和成长，纷纷开始尝试新的发展方向。
“光伏终于走到了要靠市场(发展)的节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转折点，适者生存。”7月3日在2019年夏季达沃斯年会论坛上，亚洲开发银行能源部门主管翟永平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光伏行业前景是光明的，但现在很难说哪个企业能够生存下来，要到三五年后才能真正清晰。鉴于当前中国光伏产能过剩的现状，他建议光伏企业向海外转移，在发展中国家设厂。
光伏“断奶”迟早会发生
过去十年是中国光伏迅猛发展的“黄金十年”。在亚行工作19年的翟永平回忆，2009年他和管理层一起推动了一个当时他们认为非常宏伟的计划，要在三年内实现3GW的光伏装机。他们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很宏大的目标，因为彼时中国国内累计装机量都没有到1GW。
从2009年开始，在一系列利好政策刺激下，国内光伏市场开始爆发，短短三年时间年新增装机翻了17倍之多，最近几年装机量连续达到40-50GW，截至2018年底总装机量达到174GW。
光伏规模狂飙突进的背后也有隐忧。因为推动这一进展的力量并不是市场，而是政策性补贴的支撑。同德国、美国、日本等欧美国家一样，中国也靠政府的激励措施来推动光伏产业起步，包括上网电价、安装补贴等等。这种非市场化的手段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骗补问题层出不穷，企业过度依赖进口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等。
因此，补贴“断奶”对于中国光伏企业注定是个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当市场对断点毫无预期之时。不过在翟永平看来，光伏补贴退坡整体来说是趋势，只是531政策出台那一天业界没有预期，但是放到整体来说，未来五年时间早晚要发生。
不过从政策角度，他也建议政府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让市场有所预判。他指出，光伏行业都说很担忧间歇性的风电光伏对系统的影响，我们从十年前开始接触这个领域，到现在发现间歇性的可再生能源实际上是可以用技术来解决的。但是间歇性的政策是更难解决的，如果政策不连续、波动大，那么对业内的影响远远超过可再生能源技术上的间歇性。
建议企业出海设厂
在补贴的刺激下，中国光伏产能过快扩张，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等领域都呈现产能过剩迹象。在“531”新政前，工信部2018年3月发布的《光伏制造业行业规范条件(2018年本)》，要求严格控制新上单纯扩大产能的光伏制造项目，引导光伏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而在新政实施后，如何独立成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壮大成为每个“断奶”的光伏企业面临的问题。“现在说哪家企业能够活下来还太早，我觉得过三五年以后才能看清晰，还有就是看这些企业能不能把自己的一部分产能放到发展中国家去发展，中国的产能过剩太严重了。”翟永平表示，通过“走出去”，中国光伏企业同时能将自己成功的政策、经验、技术和知识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共同发展可再生能源。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做项目时，当地人向他提到，过去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主要以化石能源为基础，许多都要靠进口;现在向风电光伏能源转型，如果这些设备也还是全部需要进口的话，就依然没有实现彻底转型。因此，他希望业界可以更多地考虑在发展中国家当地设厂，这对于当地经济转型也非常重要。
“不管我们制定的什么政策性目标，通过人的努力、政策的连续性和市场的力量，都会看见一个让大家都眼前一亮的未来。从我过去自己的经验可以判断，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会超过所有人能够看到的前景。”他说。
责任编辑：肖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