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引入绿证制度的时机是否成熟?这对我们的能源转型究竟能起多大作用?”鉴于此前上海的经验教训及延续多年的争论，一些业内人士有着这样的疑问。
时璟丽的理解是：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立法之时，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刚刚起步，还未实现产业化，实行固定电价的补贴政策，有助于行业的快速发展。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随后，风电、光伏发电出现了翻番式增长，产业迅速发展起来。随着近年来，出现了弃风、弃光及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缺口逐年扩大等问题，截至2016年底的缺口资金约500亿元，如果政策不进行调整，将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全产业链造成影响。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确定的情况下，引入配额制和绿证制度将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出路。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也表示，长期以来，国家一直通过征收电价附加的方式向可再生能源电力提供相应的补贴，并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产业的快速发展。但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该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包括随着补贴资金缺口不断扩大，补贴发放拖延导致企业现金流紧张、固定电价在市场化改革中失去存在基础等，因此新能源产业的扶持政策必须进行重大调整，通过落实绿色证书认购，既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根治弃风、弃光顽疾，还能通过市场化手段有效破解补贴难题，降低财政资金直接补贴强度，减轻财政压力。
徐国新表示，绿证制度是一种市场手段，是符合当前改革方向的有益尝试，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这一概念形成习惯并深入人心。而且从长期来看，随着新能源成本的下降，绿证也将越来越有吸引力，坚信这一市场将长期存在。
自愿强制市场并行不悖
《通知》中提到了2018年起将适时启动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和绿色电力证书强制约束交易，从字面理解，似乎这一制度又有行政色彩成分，这与自愿认购绿证的关系又会如何?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强制交易着眼于能源供给革命，通过绿证强制交易价格体现新能源发电的外部环境效益，确保新能源开发企业的经济效益，提升新能源项目投资的积极性。强制配额考核会创造一个基本稳定的国内新能源年度增量市场需求，并避免产业发展规模的大起大落或者逐步萎缩;自愿交易则着眼于能源消费革命，建立绿证自愿认购体系，实际上是给了消费者充分而灵活的选择权，使得愿意购买和使用新能源的企业和个人有了通畅的渠道，最终通过两个市场的合力来加速实现能源转型。
时璟丽也认为，从全球来看，美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实施的强制市场份额或配额制度，都已经成为推动其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市场机制。此外，绿证自愿认购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例如美国约三分之一的绿证都是由消费者自愿购买的，随着绿证制度的推广，绿色电力消费的概念也将越来越普及，所以两者并不矛盾，将会共同推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费。
此前，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相关要求，到2020年，各燃煤发电企业(项目法人，含自备电厂)承担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配额与火电发电量的比重应达到15%以上，绿证制度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对此有过相关测算，这意味着到2020年，发电企业每生产约6.5兆瓦时的煤电就需配一份绿色证书，若在考虑现有政策不变，实现“十三五”可再生能源目标，满足电价补贴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实施强制绿证制度可能会在2020年增加终端电价0.7分/千瓦时左右，处在社会可承受范围。
有观点认为，目前新能源发电补贴强度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能源未能有效利用，未来随着可再生配额制及绿证制度的实施，新能源发电不必要的系统成本将被充分挤掉，特别是补贴强度过高的光热发电和海上风电等能源品种已被隔离，加之技术进步，未来绿证的交易价格也将大幅走低，并逐渐维持在一个全社会可以承受的价格。
“可再生能源配额考核和绿色证书交易机制是符合现阶段可再生能源发展需求、必须采取的政策措施，也是推动全社会以总成本最小的方式实现能源转型的最有效措施。”这一观点已在业内形成广泛共识。此外，未来在储能技术的推动下，能源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系统的灵活性大大增强，再加上新能源自身的技术进步，新能源发电的成本很有可能全面低于各类化石能源的成本，届时，消费绿色电力就成为市场上完全自发的选择。
期待绿证融入系统改革中
当前，电力市场化改革、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等改革都在快速推进中，未来的可再生能源配额与绿证制度将与相关改革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是制度设计者不得不慎重思考的问题。
“推出配额制和绿证制度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政策，而是涉及了现有能源体系的变动，非常复杂。当新的体系引入后，就必须将原有体系打破，否则就不会起到太大作用。特别是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发挥决定性作用，国有经济又占有很大比例的情况下，更要认真分析和研究。”任东明说。
纵观国外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体系主要是以电力市场为基础，通过绿证交易实现配额指标的流转，但各国承担配额的主体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售电企业(美国大部分州、英国)，有的是发电企业(韩国、印度)。
在我国，对届时由哪部分主体来承担，业界看法不一。一方认为，选择发电企业作为主体较符合当前电力行业的总体环境，由于我国发电侧的改革已有十余年，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竞争条件，且监管成本也相对较低。但随着近年来发电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选择作为主体可能增加其经营压力，且与售电侧放开的改革方向有所不符。另一方则认为，选择售电企业作为主体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使得用户侧消纳的责任必较清晰，可有效解决新能源“重建轻用”的问题。但由于目前电力市场及售电侧改革还在进行中，不确定性较大，政策设计的难度也加大，对相关部门的监管能力也是一个考验。总之，无论选择哪部分作为承担主体，都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并完善奖惩措施。
“推进市场化改革是本届政府的重要目标，设计出并执行好可再生能源配额和绿证制度对政府部门的决策及监管能力都是一个考验，但对于改革发展是有益的。就像足球、篮球等竞技体育受广泛关注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规则设计的复杂，甚至于裁判工作都会成为一门艺术。”徐国新告诉记者。
“任何一项重大政策起效，都会是一个不断摸索和完善的过程，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也无法指望单一的政策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各类政策之间也不是互斥的，一项政策的推出不代表其他政策的必然退出，例如美国，类似于固定补贴的PTC政策和配额制考核就长期共存，欧洲市场上标杆电价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也长期并行，这些政策共同起效，才能够推动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所以，未来新能源扶持政策的发展方向，可能必然还是各项政策的‘组合拳’，特别是对存量项目，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也是必要的。”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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