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发电消纳是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
“2016年中国浪费的风电，可以供一个大城市用一整年!”
以上结论并非空穴来风。据环保组织数据统计，2014至2016年，中国部分地区弃风呈攀升趋势：2016年弃风总量高达497亿千瓦时，是2014年的4倍。甘肃、新疆、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五个省区，3年弃风量就接近800亿千瓦时，相当于天津市2015年全年的用电量。
这组数字的比较，让我们对弃风造成的损失感到震惊。李克强总理在做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分析“加快解决燃煤污染”问题时也提到，“抓紧解决机制和技术问题，优先保障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有效缓解弃水、弃风、弃光状况”。
三弃问题为何难解?有哪些措施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实际上，新能源发电消纳问题从新能源发电伊始就存在，是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表示。
缘何遭弃
过去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取得长足发展，新能源装机与发电一跃成为世界第一。
据统计，至2016年年末，中国风电装机已经达到149GW(吉瓦)，光伏装机达到77GW，同期德国风电装机49GW，光伏装机40GW。2016年全年，中国并网风力发电占总发电量的4%，并网光伏发电占比为1.1%。
无论发展规模、发展速度，还是整个新能源发电产业链，中国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位置。然而，尽管我国新能源发电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中的问题仍然突出。
“弃风、弃光问题已严重制约了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王志轩表示。
造成弃风、弃光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新能源发展与电力系统的协调性不好。王志轩指出，现行的电力系统是以常规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电力系统运行，由于新能源大规模发展以及电力电能的特性，使其与传统的电力系统不论是从技术、基础设施、电力市场特性还是行业管理上都存在不协调问题。
另外，从经济利益来看，企业、地方政府的利益与更高层面的社会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存在利益难以平衡和社会承受能力有限等问题。”王志轩说。
“经济新常态也使得电力需求明显下降。”王志轩说，经济新常态使电力供需平衡这一促进电力发展的基本矛盾，由长期以来的以供应不足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向需求不足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变。在电力市场需求不足的同时，扩大装机容量的发展惯性仍然很大。
经济新常态环境下，全球低碳发展、清洁发展对电力结构调整提出新的要求，而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波动性与燃煤发电比较还有较大距离，同时成本与煤电相比还较高，其碳成本还没有真正进入到经济核算系统中，增加了新能源财政补贴压力和竞争性压力。王志轩表示，弃风、弃光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导致了解决方法也多种多样，“同样需要系统协调和推进”。
上下求索
弃风、弃光等问题关乎电源系统的布局、结构、输送通道以及就地消纳和整个电网平衡的问题，问题虽多，但解决新能源发电消纳难题的政策也在不断推进。
目前，国家能源局已经开始对部分燃煤机组进行改造，使其能够在更低负荷下运行，便于更加灵活地参与电网调峰调频。抽水蓄能电站和气电调峰机组也都已经开始建设，“国家规划2020年完成2.2亿千瓦的煤电灵活性改造，力度很大。”王志轩说。
输配电网的建设和改造也在进行，依靠外输通道，把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富余新能源发电跨省进行消纳，同时也要进行配网的建设和改造，以满足就地消纳分布式电源接入和外部输入新电源电能的需要。同时，新型储能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也正在推进。
在3月5日政协委员分组讨论会上，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刘振亚在发言中强调，清洁能源的开发与配置失衡，煤电发展没有考虑资源禀赋、环境制约、投资效应。“其实，哪儿缺电不一定要在哪儿建电厂，而是要在有资源的地方建，再用电网送过去”。
“美国燃气轮机的装机比例比煤电还要高，一些发达国家灵活调节的电源比重已经达到30%以上。”王志轩说，制定灵活性调节电源制度，没有一定的电价政策和市场机制是不行的，“我国的市场化机制落后，也影响了建设灵活性调节电源的积极性”。
所有的措施目的都是为了体现新能源的商品属性、社会属性和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要正确处理在新能源发展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过渡到让市场对能源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王志轩指出。
相关的政策激励机制也应该完善，王志轩提到，比如峰谷电价和分时电价政策，建立健全常规能源为新能源调峰的辅助服务、补偿机制和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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