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变革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经济、产业的变革转型相呼应，与社会、环境、科技、外交等各种问题渗透交织在一起。在这过程中既要保障能源安全，又要促进产业发展；既要满足短期的需求，又要有长远的规划；既要实现能源规模，又要不断提高能源效率；既要考虑各方的利益，又要保障人类的共同福祉。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其变革转型“牵一发而动全身”。换言之，能源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行业发展问题，行业内无法做到一锤定音，也无法靠一己之力来完成，它需要的是一个涵盖产业、贸易、科技、环境、外交等在内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因此，谈能源变革转型，固然离不开能源本身，但又必须跳出能源，才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如今，中国仍处于“三期叠加”特殊时期，要实现能源变革转型，需要妥善解决好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筑牢能源外交之屏
短期内，中国的能源禀赋没法突变，产业结构也不会巨变，供需两个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中国能源变革无法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转型过程。在此渐进式的过程中，必须始终确保能源安全。能源一旦不安全，势必影响经济安全，进而危及国家安全。一句话，安全是变革转型的前提。那么，如何确保能源安全？短期来看，国内产能相对稳定，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所需的能源暂时只有从外部发力，要保障源源不断的能源进口。根据统计数据，中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已达16．3％，其中原油高达60．69％，天然气高达31．89％。而且，原油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动荡的中东地区，高达50．7％，进口来源国为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安哥拉、伊朗、阿曼、委内瑞拉等，这为中国能源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鉴于能源变革转型存在一个较长的缓冲期，在这个时间段内，中国必须依靠高超的外交能力，利用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机遇，妥善解决能源进口问题，既不能在贸易来源上过度依赖某个国家，也不能在输送渠道上受制于人，从而保障能源安全。
磨亮能源科技之剑
以能源进口的方式保障能源安全非常必要，但并非长久之计，毕竟国际形势风云突变，无法做到完全可控。在推进能源变革转型的过程中，如何确保能源安全，满足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还是要回归到内部发力，要通过推动持续的科技创新，努力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新能源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不断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研究表明，未来30年全球能源消费总量将增加56％，而目前中国综合能源效率还不足40％，技术创新力不足，燃气轮机、电力电子等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与国外差距较大。最新发布的《能源技术创新“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将集中力量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和关键装备，实现能源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能源产业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能源技术创新体系初步形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不断加强能源技术研发，大力推进能源技术创新，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争取跻身世界能源科技强国之列。
推动清洁能源之兴
当前，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生产、装机量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海外新能源投资大增60％，达到创纪录的320亿美元，在全球新能源市场位居首位。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估计，全球新能源领域的810万个就业岗位，有350万个是在中国创造的，美国只创造了80万个。中国已成为“新能源的世界领头羊”。中国推进能源变革转型，清洁能源将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发展太阳能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是未来能源的必然风向。最新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清洁低碳消费增量占能源消费总增量的70％以上，将是中国“十三五”期间能源供应增量的主体。清洁能源能否顺利发展，将会直接影响中国能源变革转型的进展。目前，清洁能源仍面临消纳矛盾突出、上网难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已发布《关于做好2017年电力供需平衡预测和制定优先发电权优先购电权计划的通知》，建立优先发电权计划、优先购电权计划报告制度，保障清洁能源发电、调节性电源发电优先上网。
扼住生态恶化之势
从根本上讲，中国能源变革转型之所以如此迫切，与生态环境的加速恶化有直接关系。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成果，当前中国环境质量总体有所改善，但由于多阶段、多领域、多类型的问题长期积累叠加，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上限，环境污染重、生态受损大、环境风险高，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颗粒物（PM2．5、PM10）污染和臭氧污染防治问题突出，能源消耗产生的排放是导致污染的主因。从这个角度讲，能源变革转型与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体两面，两者无法割裂。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是能源变革转型是否成功的指示器。国家也把生态文明建设和修复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提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问责、终身追责”的要求。国务院最新发布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对各省区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机制，考核目标、评价指标对生态环境质量等体现“人民获得感”的指标赋予更高权重。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加强，将倒逼能源变革转型速度的加快。
加速产业升级之路
中国能源变革转型，不是为了转型而转型，而是要满足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的要求，并落到产业优化升级与结构调整上。如今，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倒逼中国能源变革转型，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低成本竞争、低效率产出的产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正朝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模式转变。据统计，目前中国基建投资增速接近20％，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83％，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0．5％。中国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水泥、煤炭、粗钢、铝等很多大宗商品的产量均占全球产量的50％左右甚至更高。当前，中国正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面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快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上升，这从需求侧角度为能源变革转型提供了新的机遇。
构筑能源传输之网
中国能源资源分布与负荷分布不均衡，决定了能源在大范围流动的必要性。据统计，未来新增水电的80％分布在西南地区，风电的85％以上分布在“三北”地区，西北、内蒙古等地区的大型光伏电站占有较大份额，华北、华东、华中为电力受入地区，东北、西北为电力输出地区，跨区域进行电力优化配置的潜力很大。中国能源变革转型，需要解决能源的就近消纳和长距离输送问题，需要建设跨区域的电力网络，建设能源互联网，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加快构建公平、开放、高效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2016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和工信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未来十年中国能源互联网发展的路线图，认为能源互联网是推动中国能源革命的重要战略支撑。只有建立互联互通的能源互联网，推动能源的跨区域传输，才能更好地促进能源变革转型。
协调行业利益之争
利与义，是中国能源变革转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中国是煤炭大国，燃煤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从表面看，能源变革转型是行业问题，但背后其实涉及劳动就业、地区发展等深层次问题，能源结构调整将触及细分能源行业利益，但是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相关行业需要在大义面前让步，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进行调整。从能源生产结构看，2016年，中国煤炭占比下降，降至70％以下，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到17％；从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看，煤炭消费比重下降1．7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消费比重分别提高1．3、0．4个百分点，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接近20％。总体来看，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煤炭产区的就业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中国实现能源变革转型，需要协调解决能源产地的就业与地区发展。
综上，中国能源变革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经济、产业的变革转型相呼应，与社会、环境、科技、外交等各种问题渗透交织在一起，必须提升能源外交水平，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产业化程度，增强环境保护能力，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妥善解决好安全与发展的问题、远与近的问题、质与量的问题、利与义的问题，既要保障能源安全，又要促进产业发展；既要满足短期的需求，又要有长远的规划；既要实现能源规模，又要不断提高能源效率；既要考虑各方的利益，又要保障人类的共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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