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场关于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处角色的经济辩论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当今中国两位位居顶级但又观点相左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齐聚一堂，双方就产业政策展开了一场当面对决的高端辩论。这场辩论的规格之高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直到辩论开始后，依然有人徘徊在会场之外希望能有机会现场聆听。
昨天林毅夫率先开场，他的态度较为温和，而且一开场就先强调，很多人认为他一讲政府就是说市场不重要，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对他的断章取义。因为他并非完全认为应该完全“脱离市场”，“其实我是既要有市场又要有政府”。他还多次恳求媒体能够把他的观点完整地传达出去。
尽管如此，接下来发言的张维迎依然极具“辩论性”，他直接引述林毅夫的很多原话进行反驳，不仅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还甚至说出了“产业政策就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的极具“张式风格”的金句。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使得主持人都说张维迎占足了“后发优势”。
敢吃螃蟹的企业家该不该得政策补贴？
林毅夫认为，一个社会中无论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失败就成了他个人的成本，成功则开创了一个新的产业、新的技术，后来者就跟过来竞争了，往往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得不到垄断利润，在这种状况下成功跟失败的收益成本是不对称的。林毅夫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提供一个合理的激励补偿，从而鼓励企业家的创新。
不过张维迎也就“吃螃蟹”的企业家引发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没有政府资助，企业家就没有积极性从事创新”的说法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也与经验不符。在真实的市场中，创新是生与死的问题，企业家有关创新的决策主要不是基于收益和成本的比较，而是基于对市场前景和技术前景的判断，基于竞争的压力和垄断利润的诱惑。“我不知道有哪些创新没有政府补贴就没有人做。”
“林毅夫把创新者比喻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认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者。但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佳肴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他进而表示，企业家承担风险，是出于信念和愿景，而非计算。“政府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没有必要为吃螃蟹埋单，因为那会诱使许多人假装吃螃蟹，但实际上不过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势啃馒头！”他说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笔从政府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像样的创新来。
如何看待产业政策失败的案例
张维迎在辩论中列举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失败的案例。他首先引用江小涓上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期，鉴于当时电风扇生产“一哄而上”的局面，当时的机电部约请了若干国内有名的生产技术、市场分析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商讨对策。在大量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专家们认为，中国电风扇行业的年生产能力在今后若干年保持在1000万台左右为宜，并主张选择若干实力雄厚的企业“定点”生产。主管部门据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然而实践证明，专家们的预测与实际状况有很大差距，电风扇的市场容量和生产规模不断迅速扩张，到80年代初中期的实际产销量与预测就有1倍以上的差异；到80年代后期，电风扇的年产量和销售量均达到5000万台左右，仅出口就达1000万台。在数年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中，电风扇行业的组织结构也趋于合理，生产集中于几个名牌企业集团，但并不是原来设想的布局模式。进而张维迎还调侃林毅夫，“当年他回国时用配额买了4台电风扇，全家每人一台，结果根本想不到以后用上空调了。”
此外，张维迎还列举了中国3G网络、光伏等一系列产业政策失败的案例。而林毅夫则认为很多产业政策的失败在于制定者太急于赶超，而并非产业政策本身有问题，而且这些政策的“用意都很好”。他表示，产业政策失败是在发展中国家普遍的情形，除了政府的执行能力等可能有问题之外，发展中国家容易赶超，好心干坏事，就像我们50年代所讲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同时他也指出，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也经常失败，因为支持基础科研，成功的概率本来就非常低。“我们知道，支持基础科研大概95%以上是失败的，是没有任何成果的，这是因为它的技术特性。另外，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还有一个失败的原因，他们经常去支持那些已经失掉比较优势的应该退出的，但为了就业、社会稳定的需要，然后继续保护补贴。比如说像美国的农业政策、欧洲的农业政策。”他列举欧盟对于农业的补贴：每养一头奶牛每天就会得到2欧元的补贴。
因而他认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政府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关键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于产业政策到底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张维迎直言他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但林毅夫则认为政府可以帮助企业来解决协调一些问题，比如完善软硬基础设施。“我所说的国家指导，其实都是讲因势利导，并不是国家帮企业作决策，而是帮助企业解决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让一部分产业先发展起来，你发展起来的产业可以成为国家的竞争优势，可以创造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可用的、可支配的资源，这样的话可以把其他地方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完善起来，其实这是产业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最后是大家共同富裕、共同发展。”他以印度举例，“上世纪80年代还根本没有信息服务业的时候，信息交流依靠卫星通信的成本非常高，后来印度政府看到信息服务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就帮着改善地面的光纤传送的电信，成本大量降低，如今印度的信息产业已成为全世界最领先的产业。”
林毅夫表示，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发展成功是有药方的，这个药方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它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有效的市场，一个是有为的政府。“经济不断发展需要政府帮助这些企业家来解决他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面的外部性和软硬基础协调的问题，但是他需要协调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同的产业是不一样的，或者有些差异的，假如政府有无限多的资源，当然我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给支持，但是政府的资源跟支持是有限的！”他以美国为例，即便那么有钱的政府，但钱其实也是有限的，不可能说所有可能的基础科研都支持，也是要有选择的。这种选择就是产业政策，也就是说需要战略性使用资源，这样才能让有限的政府资源和执行能力取得最大的成绩。“另外，每个国家可能都有一些特殊的资源，周围参照系国家他没有这个资源，如果这些资源生产的产品在市场是有需求的，那么如果有企业发现了这个机会，政府也应该帮他做大做强！”
张维迎1959年出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他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并且是坚定的“市场派”代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张维迎曾直指国内三大运营商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混战”，并不是真正的竞争。“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林毅夫1952年生于台湾，原名林正义，后到大陆改名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2013年7月至今还担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去年，以林毅夫研究组、张军、樊纲为主要贡献人的过渡经济学理论，高票获得中国经济理论界的最高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第七届）。“一个社会中无论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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