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切实际的假设：即使林毅夫主张政府积极产业政策是假定官员拥有良好的初心、足够的知识和才能，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张维迎批评说，“在实际操作上，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的制定非常困难，不论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都难当大任。首先，企业家本身随着时代变化，过去成功的企业家也不是判断未来的最好人选。其次，即便由最前沿的科学家组成产业政策委员会，也只能看到某一个领域上的技术变化，而无法像企业家一样看到人类本身的需要”。
事实上，产业政策往往是好心做坏事。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振兴十大产业”就包括了大量事后来看来不该振兴的过剩行业：钢铁、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业。各地政府力推的光伏产业是另一个沉痛教训，仅江西赛维一家企业的破产就导致200多亿元银行贷款损失。哪些产业应该大力发展，是无法事前预知的（不仅官员，企业家也无法准确预知），只能由无数个企业家在市场中不断试错。如果真如林毅夫所言，中国只要任命马云这样的聪明人担任发改委主任即可。你信吗？
4．把负相关说成正相关：林毅夫称，“中国这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应该讲政府大部分的干预是对的……如果没有成功的产业政策，每年9.8%、持续35年的快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地球人都知道，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干预更多，但经济濒临崩溃。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高增长，显然是改革开放而非政府干预的结果，且这一过程也就是政府力量不断收缩、市场力量不断壮大的过程。因此，政府干预不是成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政府干预的不断减少”才是。
5．只看成本不看收益：林毅夫说：“你到东莞去看，每个乡镇每个项目去看，都是政府积极招商引资来的，招商引资就有产业政策啊。”这一观点与张五常的观点类似，张五常认为，“中国的县级竞争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国有今天的成就与地方干部的工作分不开。各个县好像是一个个企业，县际之间的竞争好像公司间的激烈竞争，正是这样的竞争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地方政府的GDP锦标赛当然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其成本是失控的腐败、污染与价格扭曲，继续这样的政策无疑会把经济社会矛盾推向危险境地。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2013年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不再以GDP论英雄。
6．颠倒主次：林毅夫坚持认为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周期性的因素。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导致经济下滑的虽有周期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构性缺陷，也因为到达中等收入后的成本上升压力。我们不妨假定，如果没有发生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继续按照10%左右的高速前进，会发生什么？结果一定是环境污染、腐败、债务、产能过剩等矛盾比今天更加严峻！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2012年警告说“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导致濒临矛盾临界点的显然不是次贷危机，而是粗放的增长方式。
政府应该做什么？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分水岭，它使得中国粗放增长模式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变得难以持续。在1978~2008年这30年期间，我们幸运地摘取了“低垂的果实”，甚至靠“招商引资、投资驱动”实现了“依靠蛮力的增长”。在后危机时代，不仅因为发达国家经济的低迷，更重要的是因为国内越来越突出的污染、债务、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中国经济必须走向“精明的增长”，这正是经济转型的主要内涵。
所谓“精明的增长”是指主要依靠创新而非资源的投入来实现增长。要完成这一转变并不容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60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通过“精明的增长”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著名学者威廉·鲍莫尔（WilliamJ.Baumol）等人在《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深刻指出，要实现精明的增长关键靠企业家，而培养企业家型经济需要四大关键制度要素：1．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创办一个企业必须是相对容易的，没有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批制度；放弃一个失败的企业也必须不那么困难；要降低创业难度，离不开高效率的金融市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2．给企业家相应的激励：这需要法治，尤其是对财产权的保护；3．不能鼓励寻租等“非生产性”行为；4．必须保证获胜的企业家和大型成熟企业具有持续创新和发展的动力：这需要破除垄断和开放型经济。
因此，中国要实现创新型的可持续增长，政府真正需要关心的不是产业政策，而是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法治、更低税负、更少管制的市场经济。至于哪些产业会成为推动创新的明日之星，还是交给市场去发挥决定性作用吧，“让上帝的归上帝、让恺撒的归恺撒”。政府在产业政策上“越位”，而在改革上“缺位”，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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