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学界，中央政策制定思路，也与林毅夫的政策主张不同：
1．中央在2013年提出“三期叠加”来解释经济增速的下滑，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显然，不仅不认同只是周期性问题，而且明确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
2．中央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尽管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显然不会高于8%。
3．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访谈中说，“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我要强调的是，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而不是周期性的……供给侧是主要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必须作为主攻方向。需求侧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能过度，决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
林毅夫的逻辑谬误
即便是美国学术界，也是学派林立，学术观点不同本是常态。哪怕林毅夫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门徒，倡导与芝加哥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亦是学术自由的范畴。但是，一条底线是：不同的学术观点的推理过程必须符合“逻辑的常识”，如果可以抛开正常的逻辑去炮制一些“学术观点”，那是学界所难以包容的。
概括而言，林毅夫的逻辑缺陷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偷换概念：林毅夫指称，“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教训非常惨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批欧美派理论经济学家在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休克疗法’，包括价格自由化、国有资产私有化、财政稳定化等”。绝大多数学者并不赞同“休克疗法”，而是认可渐进改革，但不能因此就把“休克疗法”的失败等同于“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过程的错误不等于方向的错误。
另一个例证是他关于投资的推理，“消费当然重要，但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不断增长，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它的前提又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些的前提又是什么，都是投资。”事实上，谁也不会否定投资的必要性，即使美国这么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投资率也在20%左右。我们否定的是“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投资不仅必然导致投资过度与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产能过剩），而且最终难逃债务危机的惩罚。
2．脱离实际的简单归因：林毅夫认为，“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由于推崇新自由主义，并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推进贸易自由化，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导致国家经济严重衰退”。拉美国家的确普遍陷入了所谓“拉美陷阱”，但导致拉美陷阱的真是市场化、自由化吗？不是。
例如，中财办主任刘鹤在对拉美国家进行深入考察后撰文指出，“拉美教训的实质是，在过度民主化过程中，政客们的民粹主义立场和态度引起经济大起大落。这就形成了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恶性交替，政客与大商业集团在经济大起大落中获得巨大利益，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当地学者认为，如果说‘拉美病’或者‘拉美教训’，这一点是最根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说得更为透彻：“关于拉美最广为人信的一个神话是：拉美的落后缘于错误的经济自由主义哲学。这样的自由主义那里从未存在。那里存在的是官僚化的、法律多如牛毛的国家，把财富的再分配看得比财富的生产更重要。”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