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德国汉堡市郊，巨大的风力发电机安静地矗立在蓝天之下，巨大的叶片纹丝不动。在汉堡应用科学大学的一处能源实验室，汉斯·舍费尔斯博士对我说，汉堡很多风力发电机经常处于关闭状态，因为目前风电过剩。
今年5月16日下午两点，晴朗大风天气令德国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量达到历史性峰值，并使得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在这一瞬间几乎满足了全德国的用电需求量。
对正大力推进新能源转型的德国来说，这个消息真的令人欣慰么？未必。事实上，在能源转型问题上，德国既是他山之玉，也是前车之鉴。德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诸多怪像：新能源发电量大幅增加，但传统火电发电量未明显下降；新能源投资和补贴额不断增加，但浪费惊人；新能源发电成本在下降，但居民用电成本在升高……
为此，德国政府不得不猛踩新能源发展战略“刹车”。6月8日，德国政府通过《可再生能源法》改革草案：规定太阳能、风能年发电量上限以减少产能过剩；停止对新建风电厂、太阳能电厂的固定补贴；逐步取消绿色电力入网价格补贴；限制陆上风电扩建速度。
一些人视之为德国能源转型战略“倒退”，而默克尔则称之为“范式转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中国这样正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国家又有何启示？
目前，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电力）满足了德国30%的电力需求，而这一比例在2000年时仅为6.3%。按照改革草案，到2025年，德国绿色电力占比将提升至40%-45%。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海宁·埃勒曼评价说，德国制定了全球最具雄心的能源转型战略。
为实现这一目标，德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补贴措施。自1991年开始，德国政府对绿色电力生产企业提供补贴，目前的年补贴额已超过200亿欧元。在补贴带动下，德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之一。
政府的高额补贴导致德国绿色电力发电量飙升，但电网却无法吸纳这些电力，导致绿色电力过剩。舍费尔斯解释说，“重建电网平衡”是症结所在。因为太阳能和风能是不稳定的，极易受季节和天气影响，因此需要解决不稳定的绿色电力产出和稳定的用电需求之间的矛盾。
可见，绿色电力的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供需不匹配导致的“相对过剩”。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对电网进行大幅改造、开发新的储能技术，以实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进行智能调配。
而问题在于，德国政府对新能源发电的关注和补贴，高于对电网改造和储能技术的关注和补贴，导致电网改造和储能技术发展滞后于绿色电力的生产。
因此，值得吸取的教训是，发电、送电、储电、用电，应当获得相对均衡的关注，如果补贴政策过度集中于生产端，将人为导致绿电产出的“相对过剩”，也造成作为公共资源的政府补贴的浪费。同时，由于电网改造和储能技术发展相较于绿色电力发电的发展更为缓慢，因此政府在进行补贴时，应预先将这种“时间差”考虑在内。
舍费尔斯说，正是由于智能电网和储能技术发展的滞后，导致德国火电的退出速度较慢，因为为了确保电网平衡，仍必须保留可随时调节发电量的火电厂。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德国以褐煤为原料的火电发电量基本稳定，新增绿色电力填补的仅是核电退出的部分。也恰是由于这一原因，2015年在绿色电力过剩情况下，德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竟然比2014年高出了1%，这直接导致人们怀疑，德国能源转型能否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消费端，问题更加严重，德国新能源转型的代价很大程度由德国普通消费者承担。在欧洲国家里，德国电价高居第二，比邻国法国高出了近一倍。从2006年至今的十年里，德国电价上涨了47%。电力开支甚至达到了普通家庭年收入的1/10。
为补贴绿色电力生产商，德国规定了绿电采购价，而随着绿电生产成本不断降低，成本价和采购价之间的价差越来越大，而这部分价差就由可再生能源附加费来填补。目前的德国电价中，这部分附加费占比高达22.2%，而十年前不到5%。
这意味着，绿电成本降低的好处都由生产商获得，而代价却全部由消费者承受。其好处是，生产商的生产激励越来越高，因此绿色电力产量快速上升；其弊端是，对贫困家庭和中小企业来说，压力越来越大。
在绿色电力生产过剩的同时，消费者在为越来越贵的电价买单，这不得不说是德国新能源转型过程中的一大“顽疾”。这也直接影响了这一能源转型模式在其他国家的可复制性。
因此，《可再生能源法》改革草案来得正当其时，德国能源转型的确需要一次“范式转换”，尤其是消除由政府补贴和价格管制造成的市场扭曲。政府的战略规划和必要补贴在能源转型中不可或缺，但也须警惕由此造成的市场扭曲，这正是德国能源转型的重要教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