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认真履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国是，反映社情民意，并主要针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能源革命、光伏产业发展、农业大数据、市场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认真思考和仔细调研，尤其就 “加油门 转观念 增活力 推动我国经济提速运行”等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刘汉元委员谈到，2015年，我国GDP为67.6万亿元；全年进出口总值24.59万亿元，下滑7%，其中出口14.14万亿元，下降1.8%，进口10.45万亿元，下降13.2%；全年CPI同比上涨1.4%；2016年1月，PPI同比下滑5.3%，已经连续47个月下滑；去年，我国能源消费出现30年来首次负增长，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和风险继续加大，实际上已处于“寒冷”之中，经济运行状况给宏观经济敲响了警钟。
他指出，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从1978年开始，我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曾经很多受禁锢的领域和投资主体得以放开，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整个中国经济得以长足发展。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排世界第15位，从当年奋起直追到2006年超过英国，成功完成了“超英赶美”的第一步；2007年我们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可以说，“超英赶美”只剩下“赶美”这个目标。2015年美国GDP约为17.87万亿美元，我国GDP约10.42万亿美元，约占美国的60%。若按8%-10%的增速，我国仅需不到10年的时间就可以真正“赶美”，从官方汇率的角度真正超过美国经济总量，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实现多年愿望。
刘汉元委员表示，伴随我国经济增长，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于是大家开始讨论“经济过热需要踩刹车”、“需要转变增长方式”等问题，并一度成为社会热点。从一定层面上讲，确保我国经济环保、生态和绿色发展的思路是对的，也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选择和必由之路。
他谈到，一旦我们真把速度降下来，许多发展问题又会集中暴露出来，发现只要速度不行，但没有速度万万不行，甚至感受到我国经济今天的一切问题可以说都是速度问题。换而言之，在过去、现在及将来较长时间，尤其是“防热”在绝大多数时候基本可以做到“手到病除”的背景下，宏观调控中的“防冷、治冷”才是真正第一要务。前两年，全国雨后春笋般成长起大量小额贷款公司，但时至今日已绝大部分出现问题，难以为继。有种较形象的说法：当一片林子里有一只鸟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而死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林子总体是正常的；但当林子里大量的鸟先后病倒或集中死去的时候，我们就该考虑是否是林子中的空气、水或食物出了问题！同理，我们都知道雾霾对身体有害，当雾霾多了导致肺部出了问题，我们就不能简单去责怪每个普通大众的身体免疫力不够或抗病能力不强，而应从根本、系统上去治理我们空气和生态环境！
刘汉元委员强调，企业当前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仅靠企业自身是无法解决的，宏观环境对企业的总体影响比其他问题更具迫切性和现实性，更需要从宏观环境层面整体来解决。在此背景下，新常态带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影响和启发。我们理解，新常态事实上是在资源快速消耗、经济飞速发展，各种弊端和毛病快速出现后必然出现的一个阶段，是一个发展时期的分界点，我国经济也由原先简单的注重“量”的时代，步入了以“质”为核心的全面提升和转型期。但是，无论“老常态”还是“新常态”，企业大批、集中关门或倒闭终究不是一种“正常态”。因此，如何让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发展得更好，刘汉元委员有几点思考：
一、 客观看待产能过剩
近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社会上都在批判所谓“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的问题。其实，追根溯源到30年前，当年广东引进日立的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引进第一条、后来又引进了第二条、第三条，从1983到1985年间各地先后引进了多达17条生产线。期间，一大批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过来的人，从引进第三条线就开始质疑是重复建设。就是在这种“重复建设”之后，我们看到了国内包括飞跃、熊猫、长虹等国产电视机品牌涌现出来，推动了我国整个家电产业从0到1的突破、从原始到现代的跨越。可以说，我国老百姓从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的最大红利产品可能就是家电产品，推动大量家电进入普通群众家庭。如果用不偏不倚的观点来看，这都是当年“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的结果。事实上，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具有的客观自然属性。如果不认识和尊重这个客观属性，一味地去事前防止或事后清理，都会大量增加社会审批、管理成本，仍然会反复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并非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好，但也不能用计划经济思想去简单看待14亿人的这艘经济大船，那样会带给我们“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时候产能的重复和过剩会倒逼企业的创新和进步，从而换来企业对用户产品和服务附加价值的大幅提升。
二、 正确认识小政府大社会
我国政府提出尊重和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这是非常有前瞻性且符合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潮流的做法。《2014-201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政府的效率全球排名第31位，对如此庞大体量的国家来说已经算效率很高了，这得益于我们的政治优势和体制优势。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媒体未尽到正确舆论监督和引导的责任，一些社会大众也随之起舞，一遇到什么情况就批政府监管不力，导致政府想放放不下去，最后根本不敢放。纵观世界各国，政府行政体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往往低于市场配置。因此，大家应客观理解政府职能及某些效率不足或瑕疵的问题，社会和媒体应适当容忍一部分社会问题的客观性，防止不断“打补丁”、“修庙子”、“供菩萨”，进而被迫变成超级大政府的情况在社会治理中出现。这对于我国政府的体制机制改革以及整个需求侧、供给侧方方面面的改革都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并强调“小政府大社会”，这为经济带来了很多活力。因此，新常态下的中国，仍然或更加需要“小政府大社会”，还社会活力和动力，这是政府和社会应该形成的广泛共识，也是媒体和舆论应有的导向。
三，理性看待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通货膨胀控制在全球都是一个很好的正面例子。欧美很多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CPI都曾出现由几到十、再到两位数上下的反复波动，韩国、俄罗斯、南美多国等通胀率曾经达到百分之几十到几百。我国从1980年开始至今，除1993、1994年有段时间年度通胀达到20%—24%之外，通货膨胀率基本都控制在5%以内。另一方面，30多年来我国GDP增速均保持在8%-12%之间，当对比CPI和GDP这两条增长曲线时，我们会发现在30多年的时间里，或者分析在更长的100年时间内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时，我们会发现当各国经济向好时，CPI一定不会低。当年我国GDP增长率在8%-12%区间时，CPI增长率基本在3%-6%，但总体上中国当时的经济走势都很好。事实上，凡是CPI小于等于2%时，经济的通缩特征就开始凸显，这个分界点并非大家通常所认为的是0。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货币供应和调控的角度讲，CPI许多时候应该被当作一个正面伴生的指标去理解和匹配，甚至可以说，一定的通货膨胀在很多时候就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剂，而非洪水猛兽。今年1月，我国PPI在去年同期已经为负的基础上持续加速负增长，再次下滑5.3%，创造了连续47个月为负的历史；同时PMI指数49.4%，低于50%的临界点。可以说，随着当下我国经济的不断下行，中国真有可能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追赶美国的时间就会拉得更长甚至变得遥遥无期。同时，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越发加重，就像1992年以后的日本，固然有日美“广场协定”签署的影响，但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老龄化所引发的社会动力、活力的缺失和创新的减弱，社会需求也因人口的老龄化而大大减少，而使经济长期失速！
刘汉元委员谈到，2015年，我国GDP为67.6万亿元；全年进出口总值24.59万亿元，下滑7%，其中出口14.14万亿元，下降1.8%，进口10.45万亿元，下降13.2%；全年CPI同比上涨1.4%；2016年1月，PPI同比下滑5.3%，已经连续47个月下滑；去年，我国能源消费出现30年来首次负增长，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和风险继续加大，实际上已处于“寒冷”之中，经济运行状况给宏观经济敲响了警钟。
他指出，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从1978年开始，我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曾经很多受禁锢的领域和投资主体得以放开，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整个中国经济得以长足发展。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排世界第15位，从当年奋起直追到2006年超过英国，成功完成了“超英赶美”的第一步；2007年我们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可以说，“超英赶美”只剩下“赶美”这个目标。2015年美国GDP约为17.87万亿美元，我国GDP约10.42万亿美元，约占美国的60%。若按8%-10%的增速，我国仅需不到10年的时间就可以真正“赶美”，从官方汇率的角度真正超过美国经济总量，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实现多年愿望。
刘汉元委员表示，伴随我国经济增长，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于是大家开始讨论“经济过热需要踩刹车”、“需要转变增长方式”等问题，并一度成为社会热点。从一定层面上讲，确保我国经济环保、生态和绿色发展的思路是对的，也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选择和必由之路。
他谈到，一旦我们真把速度降下来，许多发展问题又会集中暴露出来，发现只要速度不行，但没有速度万万不行，甚至感受到我国经济今天的一切问题可以说都是速度问题。换而言之，在过去、现在及将来较长时间，尤其是“防热”在绝大多数时候基本可以做到“手到病除”的背景下，宏观调控中的“防冷、治冷”才是真正第一要务。前两年，全国雨后春笋般成长起大量小额贷款公司，但时至今日已绝大部分出现问题，难以为继。有种较形象的说法：当一片林子里有一只鸟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而死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林子总体是正常的；但当林子里大量的鸟先后病倒或集中死去的时候，我们就该考虑是否是林子中的空气、水或食物出了问题！同理，我们都知道雾霾对身体有害，当雾霾多了导致肺部出了问题，我们就不能简单去责怪每个普通大众的身体免疫力不够或抗病能力不强，而应从根本、系统上去治理我们空气和生态环境！
刘汉元委员强调，企业当前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仅靠企业自身是无法解决的，宏观环境对企业的总体影响比其他问题更具迫切性和现实性，更需要从宏观环境层面整体来解决。在此背景下，新常态带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影响和启发。我们理解，新常态事实上是在资源快速消耗、经济飞速发展，各种弊端和毛病快速出现后必然出现的一个阶段，是一个发展时期的分界点，我国经济也由原先简单的注重“量”的时代，步入了以“质”为核心的全面提升和转型期。但是，无论“老常态”还是“新常态”，企业大批、集中关门或倒闭终究不是一种“正常态”。因此，如何让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发展得更好，刘汉元委员有几点思考：
一、 客观看待产能过剩
近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社会上都在批判所谓“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的问题。其实，追根溯源到30年前，当年广东引进日立的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引进第一条、后来又引进了第二条、第三条，从1983到1985年间各地先后引进了多达17条生产线。期间，一大批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过来的人，从引进第三条线就开始质疑是重复建设。就是在这种“重复建设”之后，我们看到了国内包括飞跃、熊猫、长虹等国产电视机品牌涌现出来，推动了我国整个家电产业从0到1的突破、从原始到现代的跨越。可以说，我国老百姓从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的最大红利产品可能就是家电产品，推动大量家电进入普通群众家庭。如果用不偏不倚的观点来看，这都是当年“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的结果。事实上，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具有的客观自然属性。如果不认识和尊重这个客观属性，一味地去事前防止或事后清理，都会大量增加社会审批、管理成本，仍然会反复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并非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好，但也不能用计划经济思想去简单看待14亿人的这艘经济大船，那样会带给我们“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时候产能的重复和过剩会倒逼企业的创新和进步，从而换来企业对用户产品和服务附加价值的大幅提升。
二、 正确认识小政府大社会
我国政府提出尊重和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这是非常有前瞻性且符合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潮流的做法。《2014-201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政府的效率全球排名第31位，对如此庞大体量的国家来说已经算效率很高了，这得益于我们的政治优势和体制优势。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媒体未尽到正确舆论监督和引导的责任，一些社会大众也随之起舞，一遇到什么情况就批政府监管不力，导致政府想放放不下去，最后根本不敢放。纵观世界各国，政府行政体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往往低于市场配置。因此，大家应客观理解政府职能及某些效率不足或瑕疵的问题，社会和媒体应适当容忍一部分社会问题的客观性，防止不断“打补丁”、“修庙子”、“供菩萨”，进而被迫变成超级大政府的情况在社会治理中出现。这对于我国政府的体制机制改革以及整个需求侧、供给侧方方面面的改革都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并强调“小政府大社会”，这为经济带来了很多活力。因此，新常态下的中国，仍然或更加需要“小政府大社会”，还社会活力和动力，这是政府和社会应该形成的广泛共识，也是媒体和舆论应有的导向。
三，理性看待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通货膨胀控制在全球都是一个很好的正面例子。欧美很多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CPI都曾出现由几到十、再到两位数上下的反复波动，韩国、俄罗斯、南美多国等通胀率曾经达到百分之几十到几百。我国从1980年开始至今，除1993、1994年有段时间年度通胀达到20%—24%之外，通货膨胀率基本都控制在5%以内。另一方面，30多年来我国GDP增速均保持在8%-12%之间，当对比CPI和GDP这两条增长曲线时，我们会发现在30多年的时间里，或者分析在更长的100年时间内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时，我们会发现当各国经济向好时，CPI一定不会低。当年我国GDP增长率在8%-12%区间时，CPI增长率基本在3%-6%，但总体上中国当时的经济走势都很好。事实上，凡是CPI小于等于2%时，经济的通缩特征就开始凸显，这个分界点并非大家通常所认为的是0。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货币供应和调控的角度讲，CPI许多时候应该被当作一个正面伴生的指标去理解和匹配，甚至可以说，一定的通货膨胀在很多时候就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剂，而非洪水猛兽。今年1月，我国PPI在去年同期已经为负的基础上持续加速负增长，再次下滑5.3%，创造了连续47个月为负的历史；同时PMI指数49.4%，低于50%的临界点。可以说，随着当下我国经济的不断下行，中国真有可能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追赶美国的时间就会拉得更长甚至变得遥遥无期。同时，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越发加重，就像1992年以后的日本，固然有日美“广场协定”签署的影响，但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老龄化所引发的社会动力、活力的缺失和创新的减弱，社会需求也因人口的老龄化而大大减少，而使经济长期失速！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603/04/9640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