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一种理念，就是人类必须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个不是今天才说，我做新能源到今年为止马上35年了，不仅是新能源圈，包括传统能源圈里面也有很多朋友，和他们经常有一些很激烈的思想碰撞，但是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这样的说法听上去好像比较华而不实，但是我们讲到气候变化故事的时候，大家应该发现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在20世纪初，科学家们发现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相比之前攀升了极大幅度。并预测到二氧化碳浓度的攀升将对地球生态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但限于当时技术条件水平和人类理念的限制，并未引起重视。
直至1979年，针对温室效应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至于促成第一次气侯科学大会的举办。由于历经数十年的技术更迭，科学家已经找到数据来支撑20世纪初对于二氧化碳浓度攀升将对地球生态造成极大损害的假设。所以在1979年，联合国决定成立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工作委员会（IPCC）。
经过八年的调查研究，IPCC发布第一篇报告，该报告相比1979年内容更加详实，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现在。该报告肯定了二氧化碳浓度攀升将对地球生态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建议人类迅速采取行动。
1990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建立气候变化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从1991年开始起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第一次提出“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区别”指三点：
第一，发达国家理应改变目前的不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减少各种污染物的排放，要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为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
第二，发达国家必须提供额外的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
第三，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额外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条件下可以在不影响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前提下自主地应对气候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每个国家都签署才能生效。1992年通过，1994年签署。当时中国签署与执行都十分迅速。
1995年联合国缔约方举办第一次会议，1997年在京都制定了《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所有的发达国家到2020年分阶段的减排目标，2020是第一个阶段，所有的发达国家加起来平均温室气体减排20%，预计到2050年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1990年一半的水平上。
发达国家实现规定的目标有三个机制，第一是自己采取措施来减排，第二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帮助减排，第三是发展中国家帮助发达国家减排。
而《议定书》批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召开了第十六次会议，为了挽救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会议决定采取双轨制的办法：赞成《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则进行减排，没有通过《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按照公约的精神比照《京都议定书》的办法进行减排，希望最终在2009年哥本哈根达成协议。
但召开哥本哈根会议时各国却没有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协议，不过本次会议也并非失败，各国都为这次会议付出了艰苦努力并且也取得了一个政治的共识——控制温升2摄氏度。
而后法国成为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会议的东道主，为之付出诸多努力，并在各个国家的配合下，取得了圆满成功。
李俊峰主任陈述了巴黎气候变化会议的历史背景后，对本次巴黎气候变化会议作出肯定与赞赏，并提及会议成功的三点原因：
一，大国领袖的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是力推本次会议的国家领袖的代表。
二，环保意识从一个理念上升为一种信仰。当今世界有很多国家的科学家、企业家都将环保作为终生追求的目标。比如纽约市长布伦伯格，以及硅谷出身的世界知名企业家。
三，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程度。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时太阳能还是五美元一瓦，而现在是50美分一瓦，降了10倍。
之后李俊峰主任简要概括了本次巴黎气候变化会议达成的协定并谈及《协定》对未来的影响：
把全球的温度上升幅度在本世纪末控制在2度以内，并为控制在1.5度以内而努力。做到这一点需要先让温室气体尽快到达峰值，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人类二氧化碳排放与大自然吸收的二氧化碳能够相平衡即碳中和。
影响有三点：一，增长方式的改变，以后要绿色增长，不能对环境造成太大伤害。二，能源必须转型，不能用高碳能源，用低碳能源，以后甚至是要用零碳能源。三，消费方式必须转变，以后要计算任何一种消费行动、服务产品里面含有多少碳。
同时，李俊峰主任强调：《巴黎协定》的达成，其意义可以与《联合国宪章》及《WTO协定》相媲美。因为《巴黎协定》是一种通往世界大同的途径，相当于环境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未来它会对经济秩序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并有可能对全球的道德观念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随后，李俊峰主任以《巴黎协定》为例，重点嘱咐中国能源行业从业者一定要有全球观念，一定要知晓全球潮流。并以石油资源为例，举例壳牌、BP以及瑞士在石油行业投资的变化。
壳牌抛售旗下石油资产是因为该集团购买了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公司，BP也同样转让了大量石油资产。而瑞士，财政尚未有任何为题的瑞士转让石油资产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预见到石油的价值已经不值得被保留了，而中国企业仍然并购了瑞士的石油资产，并未参考全球趋势。
在李俊峰主任的演讲结束后，微讲堂参会学员向李俊峰主任提出了自己对行业的看法与困惑。记者精选了相关问答，供读者参考。
提问1：达成《巴黎协定》，大家减排意向强烈，将来有可能建立全国性碳市场吗？或者通过什么途径完成减排？
李俊峰： “通过市场来进行减排只是减排的一种措施，不是唯一的选择，欧洲通过碳市场减排，美国通过技术减排，事实证明美国依靠技术减排的效果一点不亚于欧洲市场的减排方式。中国将来建立全国碳市场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技术进步和市场措施可能双管齐下，这是第一。
第二，建市场必须真正像市场才行，目前中国的碳市场严格来说并不像一个市场，市场的基本特征必须是有真正的商品，有真正的需求，有真正的供需双方关系，市场不见得是交易。如果建交易所必须有足够的流动性，流动性靠什么？靠金融。同时要规避金融过度介入的风险，没那么容易，建立一个特别活跃的碳市场是很麻烦的，难度很大，不亚于一个新兴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从欧洲的经验基本是这样。碳市场本身有作用，但不是唯一的。”
提问2：2017年肯定要建全国的碳市场吗？
李俊峰： “习主席在美国、巴黎都说过，中国要在2017年建立碳市场，并且在自主贡献里面也说了这句话。建是可以建起来，但是建了之后能不能发挥作用是另外一个问题，像现在七个碳交易试点一样，中国的减排它做了多大的推动？很难说出来。
像美国，没有碳税也减了很多，通过技术进步、通过标准的方式也是一种市场行为，比如美国的清洁电力计划，规定所有的火力发电碳排放不得超过500克，促进了自然的替代过程。中国通过治理雾霾，其本身可能就减了很多碳，去年和前年相比减了两亿多吨煤，今年有可能还减两三亿吨。原来做碳峰值研究的人认为中国到2025年左右达到峰值，现在看可能是2013年是峰值，42亿吨，2015年41亿吨，再下一步扩大的可能性比较小。
提问3：最近电力提价1分9，比之前增加了4厘钱，我们认为对于现在的补贴来讲还是杯水车薪，钱是不够用的。现在国家碳税一直没有出来，我们也知道碳税的出台是要立法的，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最难产的政策，这个政策有没有可能出来，什么时候出来？这个碳税像杠杆一样，又能压化石能源，能不能给现在缺钱补贴这个难题添一把柴？
李俊峰： “首先我是赞成碳税的，但我又是反对增加新的税种，这两个是矛盾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宏观上说中国的税负比较高，增一个税必须减一个税，税是很重的负担，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不太赞成收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财政相对庞大同时效率也相对缓慢。
从有效性方面来说，我不太赞成碳税。我们征了很多税，真是很难发挥作用。我们的财政预算大体上接近美国的两倍，美国八千多亿美元，4.8万亿，我们12万亿的财政预算还不包括赤字也不包括各种税费，我们收了很多费，再算上其他项目每年是16万亿左右。2015年的数字还没出来，2014年GDP是67万亿左右，财政的支出是17万亿，1/4多。”
提问4：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现在可再生能源的价格是高的，以前说能达到常规电源的水平是基于常规电源不断涨价，现在看来可再生能源与常规电源之间的差距没有缩小又回到15年之前的水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它是需要补贴的。您认为保证《巴黎协定》可再生能源持续发展这个关键是什么，用什么方式来补贴？另外，在未来一段时间，新能源、常规能源和火电是什么关系？
李俊峰： “这个问题不难，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发展新能源的基本理念不断变化，80年代初从事新能源的人有一个梦想，就是认为化石能源变得越来越稀缺越来越昂贵，我们用不起，所以我们要研究新能源替代。
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了，人类告别石器时代不是用完了石头，同理，将来的化石能源是没人要了，不是用完了。因为环保理念的延伸。
由于环保的问题促成了新能源的发展。将来使用的能源里面要求没有碳，因而促进了无碳或者低碳能源的发展，这是一个大趋势。在短期中国有接近70%的能源是煤，再加上10%左右的石油天然气，2020年85%还是化石能源，化石能源现在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进一步减少污染。
第二，为非化石能源的发展铺路，因为现在非化石能源还不是很成熟，必须为它做重要的补充。
第三，想办法扶持新能源的发展，为新能源替代它铺好路。第二点和第三点基本一致，只是不同阶段而已。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基本都在往这个方向前进，美国去年公布的数字显示出煤炭占能源的比例为19%，2030年大概降到10%以下，近乎于消失；石油现在占30%左右，石油要降到20%以下；天然气现在27%左右，要涨到30%—40%；而核能美国是不做的，不是因为安全问题，而是因为核太贵了。
新能源到2030年有可能涨到30%左右，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加起来有70%，其它的是20%左右。欧洲基本都是同一路线，中国的大趋势也是往这个方向走。有人问我有这种可能吗？化石能源没人要了？举个例子，北京以前买蜂窝煤是凭票领的，没有票买不到蜂窝煤，除非是买高价煤。
现在你说送别人一车蜂窝煤，肯定要被骂。以后肯定是这样，汽车也是如此，只是我们还没到这么激进，挪威说到2030年汽车全部是零排放的，技术发展起来导致石油用量减少。
德国现在怎么样了？煤电相当于白送，制度要求新能源上网，到了周五光电特别多，煤电要发，停了机再启动太费劲，必须要发，强制一点。比如100%的负荷，让太阳能占了70%，煤电就要抢那30%，怎么抢？便宜才能抢到，最后到了贴钱的程度，只等后半夜发电，下午也不能停机。为了保证晚上负荷高的时候卖电，太阳能最丰富的时候一度电倒贴两分钱，只要用户用煤电，到了这种地步。
我们设计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时候，讲究绿色优先、效率优先，但现在就是如何落实？落实的话用德国这种办法就没问题。美国是纯市场经济的办法，现在加上1分8的补贴之后，风能、太阳能在2016年会有大幅度的发展，现在很多企业跑到美国去，因为在美国七年的稳定投资机会是过去没有的。好好研究美国和德国的政策，这是两个典型。”
提问5：您刚才说了市场机制，中国的电力市场2015年是电力改革元年，结果新能源很受伤，受电力市场的伤害很厉害，六个文件一出来业内人士一看六个文件，中国的电力市场遥遥无期。您对中国的电力市场这个事怎么看？
李俊峰： “9号文我是参与起草的，说说我的感受吧。
从爱迪生发明电灯开始就是三个东西，一个源，一条线，一个电器。源多了电器多了线就成了网，然后把这个网简化成一条线，最终通过某种方式把发电和用户结合起来，把三个关系调整好，就是所有改革最大的核心，没有别的。我一直说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第二，电改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电改？无非是几点，一，贵吗？——我们不能说中国的电贵，如果剔除各种补贴税费中国的电是不贵的。二，我们缺电吗？——80年代后期我们缺电，我们开始集资办电，现在我们不缺电。三，安全不安全？——我们是全世界最安全的电。那我们缺什么东西？为何要改革？
是因为电能不干净，我们的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清洁化，这是改革的方向。凤凰卫视每次都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和我们的责任”，中国老百姓想呼吸一口干净的空气，没有别的，我们这点要求不能满足吗？
电力要清洁。所有的改革都要围绕清洁化做文章，顺便把我们价格的问题、安全的问题、供应稳定的问题一块儿解决，用绿色调度、效率优先解决。
第三，把原来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怎么简单化？电源是开放的，电源基本不用改，发电机竞价上网即可。需要改什么？需要改电网。
同时我们要成立许多购电公司、售电公司到全国去买电，通过输电网络，它去买的时候保证便宜。诸多售电公司，有大的采购才能拥有和电网竞争的权利，不仅能买还能卖，用户有更多的选择。国家省了钱，双方省了钱，又帮助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把售电这条路也给打通了，电源也打通了。这种改革应该是提上日程，这种真正降低成本，削弱各种竞争环节的垄断的方法，解决了售电和电源的关系问题。
另外现在不是要把电网割小，而是统一起来，是把售端和末端一体化，不仅不是分割，而是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的服务。公平指的是穷和富的公平，比如上海很富，配电很好，内蒙很穷配电很糟糕，江西的配电网很难修，所以需要提供普遍服务。大的售电公司要配一定辅助的电力服务功能，包括储能电站。锂电池也好，钠硫电池也好，钒电池也好，并不影响整体成本，整体成本是低的，少数尖峰负荷是低的，这种情况解决了电网所谓的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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