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特别说一下，现在风电、光伏为什么会弃风、弃光？跟选择的模式很有关系。
我国好的风、光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因为风、光电本身是间歇性、不稳定的，只能靠煤电来配套调峰，加上“三北”地区由于自身市场容量和调峰能力有限，为了大量发展风电和光伏，不得不新建更多火电，用风光火打捆方式输送到东中部负荷中心。
这种风光电依托火电发展的模式，造成了一个困境，在这过程中，由于技术上风光火打捆比例的要求，新增火电的发电能力慢慢就超过了新增风电和光电，逐渐就出现了对能源结构优化边际贡献递减的效应，最终会出现负效应。即为了发展风电和光伏，不得不新上更多火电，能源结构不但没有清洁化，反而用上了更多的煤炭。
从这个角度来看，风电、光伏不能继续搞“大基地、大调峰，大输送”集中开发模式，一定要转向更多用分布式的方式发展，在当地低压侧上网和消纳。
目前，低风速风机和海上风电技术已突破并日趋成熟，在东中部和南方搞更多的分布式风电和光电，由于其自身市场容量大，调节能力强，不需要额外新增火电调峰，不需要外送，与传统能源的价差也小一些，同样的补贴可以支持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因此，未来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肯定是市场倒逼出来的这样一种有竞争力、可持续的模式。
另外，新能源电价水平一定要主动降下来。作为高端的新能源市场，要让最有能力的人赚钱，让技术先进者获得更多市场份额。但是以往的运行效果是，随便哪个人进去都很容易赚钱，最后导致鱼龙混珠、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出现光伏和风电项目的批文倒卖几次还能赚钱的不合理现象，这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
现在国家已有很明确的政策导向了，降电价是必然趋势，补贴也不可能全部满足、一劳永逸，必须倒逼成本下降，优胜劣汰，这才是新能源能够可持续大发展的基本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能源发展模式必须与国民经济的竞争力相适应，才能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和角色。
以上是三个辨证关系，把这三个长远的战略抉择考虑清楚了，取向定下来以后，中国目前的能源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
我们眼前能源发展也有三大难题
第一，火电装机明显过剩，从每个地方看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很突出，但是从全国来看，隐患很大；
第二是弃风、弃水、弃光的“三弃”问题，如果现有模式不变，“十三五”会愈演愈烈；
第三，跨省区市场消纳、优化配置的余地越来越小。经济发展新常态后，原来的能源消费大省也不需要太多新增能源，对外来能源没有接纳的积极性，两者找不到结合点，交换的优势体现不出来。
怎么来化解？只能通过市场的办法。
在当前这个情况下，一方面要更多做减法，对老的存量要去库存、去产能。比如说把已有的火电机组利用小时提的更高一点，相当于在电力行业“去库存”。
另外就是严控新项目，对传统能源，无论是煤炭、煤电还是炼油，都要慢点上，要有一个以时间换空间、优化改造消化存量的过程。
对于新能源，如风电和光伏也不能按惯性上得太快，也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练好内功的蓄力期，新建节奏一定要控制好，而且发展模式和布局思路要变，才有持久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要做加法补短板，像电力系统中优质调峰机组太少，龙头水电站、抽水蓄能和燃气调峰电站非常缺。还有用户侧响应、需求侧管理要跟上。天然气调峰储备设施也是很大的短板。把这些短板补好了，解决眼前和未来的难题就会游刃有余，就会有效化解“三弃”等问题。
总之，只要通过系统优化、对症下药的办法，逐步改变我国能源体系最安全又最保守的发展惯性模式，充分挖掘潜力、减少浪费，大幅度提高系统效率，就能让能源发展和改革真正活起来，国民经济也能从中大受益，推动能源和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协调、创新、可持续的康庄大道。 应该说，现在能源发展的长远蓝图是很清晰的，但是从此岸到彼岸的路径不清晰、方法不确定，而且对路径的选择也充满了争论。
个人认为，实现我国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发展，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或者说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决断和抉择。
要处理好能源结构优化的两个替代的关系
两个替代，一个是用油气来替代煤炭，第二，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这两个替代我们同时在进行，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替代已经走完了，我们有没有可能直接跨过油气时代进入一个可再生新能源的时代呢？在中国现实情况下，要打一个大问号。
天然气的发展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有非常好的促进和调剂作用，应该说在发展初期两者是协同共生的，但是到后期两者又有一定竞争关系，到底谁优先、谁为主？特别是碳排放峰值达到以后，这两个替代之间会有较强的竞争关系，当然，现阶段也涉及到一些相关战略规划的取舍和政策的设计。
一方面，我们不要太盲目或者太乐观的高估新能源的替代作用。在中国现阶段，包括全世界也是这样，新能源的替代还有很大局限性。
简单举几个例子，目前非化石能源的主力军是核电和水电，风电、光伏是生力军、方兴未艾。水、核、风、光四种能源都只能用来发电，对电力的替代作用比较明显，但是对于交通领域用能，比如汽车、轮船、飞机等使用的液体燃料是没有替代能力的，未来只有通过电动汽车的大发展才能实行间接替代。
在化工原料方面，水、核、风、光能想替代化石能源，更是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另一方面，天然气要大发展，也有自身的问题要解决。特别是在我国人均用气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目前出现了低水平的供大于求，这是不太正常的，核心是由于价格机制和进口、流通体制上的问题。过去“照付不议”高价进口的天然气尚未消化掉，现在国际上低价的液化天然气又进不来，造成目前国内气价用户承受不了，所以天然气消费市场没有打开。
当然这个并不代表天然气没有生命力，也不代表今后没有很大作为，一旦体制障碍突破了，价格理顺了，天然气会有大发展。
因此，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两者不可偏废。个人觉得，在“十三五”期间和未来十年，天然气会发挥更大作用，核电和水电的供应量是基本确定的，变数不大，而风电、光伏发电在能源贡献率上还处于从属和补充地位，想要大发展会受到自身短板的制约。
至于对两个替代的长远判断和选择，要充分考虑能源发展的路径锁定效应。主体能源更替、结构调整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因为能源使用的背后是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
工业基础设施及产业体系更新一般需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周期，如果新能源诞生后，相应的用能设施不能低成本地改造和适应，即使有价廉物美的新能源，也很难大规模应用。像锅炉、内燃机、电动机等，包括生活用能设施，都是跟传统能源匹配的，新能源如果跟这些设施不能很好地匹配适应，尤其是和工业用能设施匹配不了，将很难有好的发展前景。
处理好能源集中供应大系统和未来希望发展的分布式微系统的关系
具体到电力领域，就是“电从远方来”还是“电从身边取”的问题，这两者也是不可偏废的。在初期，两种方式都是需要的，像水电这种高密度清洁资源，由于地域分布不均，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而像风电和光伏发电这种低密度能源，是否值得远送几千公里来消纳，则是需严谨论证的。
远期来说，两者是竞争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过于强调电从远方来，则会影响甚至排斥当地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况且经济新常态出现后，未来是不是还需要更多的跨省区输电通道，受电地区有没有积极性接纳外来电，都要深入研究论证。
另外即使未来有市场需求，东中部电力消费中心还有更优化的方式，在当地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且成本更低。现在中东部地区都在加紧发展核电、气电和分布式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未来可能有更多更好的应用形态。
所以电从远方来还是从身边取，关系要处理好，一定要用系统的方法来考察，哪个更优、哪个更好，哪个是未来真正需要而且长久的。
个人觉得，这方面的选择和用能方式直接关联。以后的产业发展肯定是去大工业化的，很可能主流模式是一种类似3D打印式、模块化、分散式、个性化的用能方式，因此供能方式要与之相适应，以后分布式智能化能源可能是一个主流方向。
所以在当前一定要把握好电力获取方式的度，不能过于依靠外来电，否则会强化路径依赖，为将来能源及产业的转型制造障碍。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在能源消费中心发展更多分布式能源，多能互补，梯级利用，其实对电力体制改革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一轮电力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售电侧的放开，新进入的市场主体，如果以传统卖电的方式跟国网和南网竞争的话，竞争效果会大打折扣。
但是对一个新的用能主体，如一个产业园区、物流中心、新城镇、居民小区等，如果把新能源和传统能源耦合集成起来，电力、热力、天然气等产品一起供应，并提供智能化管理的增值服务，则整体能源效率、清洁化程度、智能化程度会高得多，价格也便宜。
以这样的形态作为售电侧改革重要的抓手和突破口，比传统的简单卖电方式好得多，也没有既得利益的阻挠，将会极大促进售电侧的开放。所以从这个角度，应该更好的强化多能互补、电从身边取的应用。
要处理好能源清洁低碳发展和国民经济竞争力的关系问题
当前社会上有一种倾向，认为新能源无疑是中国特别需要的，其他的传统能源，尤其是煤炭这种不太清洁的传统能源就得让路，要改变角色。比如，煤电要从主力电源转变为调峰电源。这种观点，如果放在未来50年的周期来看是可行的，但是放在今后一二十年内来看就可能操之过急了，不太可能实现。
因为我国的能源供应保障及其相对较低的价格水平主要是靠煤电支撑的，抛开这一基本国情，想一步实现清洁低碳化，无异于天方夜谭。
现在有一种观点说，煤电一年发电一两千小时就可以了，支持新能源大发展不是很好吗？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的电价水平要涨多少？很有可能要翻番。
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把两者的辨证关系处理好，新能源的发展，一定要探索出一个国民经济能承受、老百姓能接受的发展模式。
从欧美经济发展来看，他们的新趋势是工业化再造、制造业回归，特别是美国，能源价格低，是他们重塑制造业强国的很大优势。我们现在跟美国比，劳动力红利、土地红利都在慢慢消失，技术创新也不如人家，资源和能源成本的优势如果再没有，实体经济很难跟人家竞争。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合理的能源价格和电力价格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为了发展新能源，不计代价地要求传统能源让路做牺牲，这种思潮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冲击非常大，是很难被实践所接受的。
我国好的风、光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因为风、光电本身是间歇性、不稳定的，只能靠煤电来配套调峰，加上“三北”地区由于自身市场容量和调峰能力有限，为了大量发展风电和光伏，不得不新建更多火电，用风光火打捆方式输送到东中部负荷中心。
这种风光电依托火电发展的模式，造成了一个困境，在这过程中，由于技术上风光火打捆比例的要求，新增火电的发电能力慢慢就超过了新增风电和光电，逐渐就出现了对能源结构优化边际贡献递减的效应，最终会出现负效应。即为了发展风电和光伏，不得不新上更多火电，能源结构不但没有清洁化，反而用上了更多的煤炭。
从这个角度来看，风电、光伏不能继续搞“大基地、大调峰，大输送”集中开发模式，一定要转向更多用分布式的方式发展，在当地低压侧上网和消纳。
目前，低风速风机和海上风电技术已突破并日趋成熟，在东中部和南方搞更多的分布式风电和光电，由于其自身市场容量大，调节能力强，不需要额外新增火电调峰，不需要外送，与传统能源的价差也小一些，同样的补贴可以支持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因此，未来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肯定是市场倒逼出来的这样一种有竞争力、可持续的模式。
另外，新能源电价水平一定要主动降下来。作为高端的新能源市场，要让最有能力的人赚钱，让技术先进者获得更多市场份额。但是以往的运行效果是，随便哪个人进去都很容易赚钱，最后导致鱼龙混珠、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出现光伏和风电项目的批文倒卖几次还能赚钱的不合理现象，这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
现在国家已有很明确的政策导向了，降电价是必然趋势，补贴也不可能全部满足、一劳永逸，必须倒逼成本下降，优胜劣汰，这才是新能源能够可持续大发展的基本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能源发展模式必须与国民经济的竞争力相适应，才能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和角色。
以上是三个辨证关系，把这三个长远的战略抉择考虑清楚了，取向定下来以后，中国目前的能源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
我们眼前能源发展也有三大难题
第一，火电装机明显过剩，从每个地方看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很突出，但是从全国来看，隐患很大；
第二是弃风、弃水、弃光的“三弃”问题，如果现有模式不变，“十三五”会愈演愈烈；
第三，跨省区市场消纳、优化配置的余地越来越小。经济发展新常态后，原来的能源消费大省也不需要太多新增能源，对外来能源没有接纳的积极性，两者找不到结合点，交换的优势体现不出来。
怎么来化解？只能通过市场的办法。
在当前这个情况下，一方面要更多做减法，对老的存量要去库存、去产能。比如说把已有的火电机组利用小时提的更高一点，相当于在电力行业“去库存”。
另外就是严控新项目，对传统能源，无论是煤炭、煤电还是炼油，都要慢点上，要有一个以时间换空间、优化改造消化存量的过程。
对于新能源，如风电和光伏也不能按惯性上得太快，也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练好内功的蓄力期，新建节奏一定要控制好，而且发展模式和布局思路要变，才有持久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要做加法补短板，像电力系统中优质调峰机组太少，龙头水电站、抽水蓄能和燃气调峰电站非常缺。还有用户侧响应、需求侧管理要跟上。天然气调峰储备设施也是很大的短板。把这些短板补好了，解决眼前和未来的难题就会游刃有余，就会有效化解“三弃”等问题。
总之，只要通过系统优化、对症下药的办法，逐步改变我国能源体系最安全又最保守的发展惯性模式，充分挖掘潜力、减少浪费，大幅度提高系统效率，就能让能源发展和改革真正活起来，国民经济也能从中大受益，推动能源和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协调、创新、可持续的康庄大道。 应该说，现在能源发展的长远蓝图是很清晰的，但是从此岸到彼岸的路径不清晰、方法不确定，而且对路径的选择也充满了争论。
个人认为，实现我国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发展，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或者说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决断和抉择。
要处理好能源结构优化的两个替代的关系
两个替代，一个是用油气来替代煤炭，第二，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这两个替代我们同时在进行，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替代已经走完了，我们有没有可能直接跨过油气时代进入一个可再生新能源的时代呢？在中国现实情况下，要打一个大问号。
天然气的发展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有非常好的促进和调剂作用，应该说在发展初期两者是协同共生的，但是到后期两者又有一定竞争关系，到底谁优先、谁为主？特别是碳排放峰值达到以后，这两个替代之间会有较强的竞争关系，当然，现阶段也涉及到一些相关战略规划的取舍和政策的设计。
一方面，我们不要太盲目或者太乐观的高估新能源的替代作用。在中国现阶段，包括全世界也是这样，新能源的替代还有很大局限性。
简单举几个例子，目前非化石能源的主力军是核电和水电，风电、光伏是生力军、方兴未艾。水、核、风、光四种能源都只能用来发电，对电力的替代作用比较明显，但是对于交通领域用能，比如汽车、轮船、飞机等使用的液体燃料是没有替代能力的，未来只有通过电动汽车的大发展才能实行间接替代。
在化工原料方面，水、核、风、光能想替代化石能源，更是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另一方面，天然气要大发展，也有自身的问题要解决。特别是在我国人均用气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目前出现了低水平的供大于求，这是不太正常的，核心是由于价格机制和进口、流通体制上的问题。过去“照付不议”高价进口的天然气尚未消化掉，现在国际上低价的液化天然气又进不来，造成目前国内气价用户承受不了，所以天然气消费市场没有打开。
当然这个并不代表天然气没有生命力，也不代表今后没有很大作为，一旦体制障碍突破了，价格理顺了，天然气会有大发展。
因此，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两者不可偏废。个人觉得，在“十三五”期间和未来十年，天然气会发挥更大作用，核电和水电的供应量是基本确定的，变数不大，而风电、光伏发电在能源贡献率上还处于从属和补充地位，想要大发展会受到自身短板的制约。
至于对两个替代的长远判断和选择，要充分考虑能源发展的路径锁定效应。主体能源更替、结构调整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因为能源使用的背后是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
工业基础设施及产业体系更新一般需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周期，如果新能源诞生后，相应的用能设施不能低成本地改造和适应，即使有价廉物美的新能源，也很难大规模应用。像锅炉、内燃机、电动机等，包括生活用能设施，都是跟传统能源匹配的，新能源如果跟这些设施不能很好地匹配适应，尤其是和工业用能设施匹配不了，将很难有好的发展前景。
处理好能源集中供应大系统和未来希望发展的分布式微系统的关系
具体到电力领域，就是“电从远方来”还是“电从身边取”的问题，这两者也是不可偏废的。在初期，两种方式都是需要的，像水电这种高密度清洁资源，由于地域分布不均，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而像风电和光伏发电这种低密度能源，是否值得远送几千公里来消纳，则是需严谨论证的。
远期来说，两者是竞争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过于强调电从远方来，则会影响甚至排斥当地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况且经济新常态出现后，未来是不是还需要更多的跨省区输电通道，受电地区有没有积极性接纳外来电，都要深入研究论证。
另外即使未来有市场需求，东中部电力消费中心还有更优化的方式，在当地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且成本更低。现在中东部地区都在加紧发展核电、气电和分布式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未来可能有更多更好的应用形态。
所以电从远方来还是从身边取，关系要处理好，一定要用系统的方法来考察，哪个更优、哪个更好，哪个是未来真正需要而且长久的。
个人觉得，这方面的选择和用能方式直接关联。以后的产业发展肯定是去大工业化的，很可能主流模式是一种类似3D打印式、模块化、分散式、个性化的用能方式，因此供能方式要与之相适应，以后分布式智能化能源可能是一个主流方向。
所以在当前一定要把握好电力获取方式的度，不能过于依靠外来电，否则会强化路径依赖，为将来能源及产业的转型制造障碍。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在能源消费中心发展更多分布式能源，多能互补，梯级利用，其实对电力体制改革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一轮电力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售电侧的放开，新进入的市场主体，如果以传统卖电的方式跟国网和南网竞争的话，竞争效果会大打折扣。
但是对一个新的用能主体，如一个产业园区、物流中心、新城镇、居民小区等，如果把新能源和传统能源耦合集成起来，电力、热力、天然气等产品一起供应，并提供智能化管理的增值服务，则整体能源效率、清洁化程度、智能化程度会高得多，价格也便宜。
以这样的形态作为售电侧改革重要的抓手和突破口，比传统的简单卖电方式好得多，也没有既得利益的阻挠，将会极大促进售电侧的开放。所以从这个角度，应该更好的强化多能互补、电从身边取的应用。
要处理好能源清洁低碳发展和国民经济竞争力的关系问题
当前社会上有一种倾向，认为新能源无疑是中国特别需要的，其他的传统能源，尤其是煤炭这种不太清洁的传统能源就得让路，要改变角色。比如，煤电要从主力电源转变为调峰电源。这种观点，如果放在未来50年的周期来看是可行的，但是放在今后一二十年内来看就可能操之过急了，不太可能实现。
因为我国的能源供应保障及其相对较低的价格水平主要是靠煤电支撑的，抛开这一基本国情，想一步实现清洁低碳化，无异于天方夜谭。
现在有一种观点说，煤电一年发电一两千小时就可以了，支持新能源大发展不是很好吗？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的电价水平要涨多少？很有可能要翻番。
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把两者的辨证关系处理好，新能源的发展，一定要探索出一个国民经济能承受、老百姓能接受的发展模式。
从欧美经济发展来看，他们的新趋势是工业化再造、制造业回归，特别是美国，能源价格低，是他们重塑制造业强国的很大优势。我们现在跟美国比，劳动力红利、土地红利都在慢慢消失，技术创新也不如人家，资源和能源成本的优势如果再没有，实体经济很难跟人家竞争。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合理的能源价格和电力价格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为了发展新能源，不计代价地要求传统能源让路做牺牲，这种思潮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冲击非常大，是很难被实践所接受的。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601/21/17554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