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铺路搭桥”
“园区可利用屋顶资源利用率已经达到70%。”这是过去一年，嘉兴光伏高新区推广分布式光伏电站取得的成绩。“在国内推广分布式光伏，谁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由于工程涉及屋顶企业、电站投资者、电力公司、相关行政机构等多方利益，建设初期困难重重。”嘉兴市秀洲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王其方介绍说。
在充分认识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建设规律后，秀洲区政府提出了统一思想认识、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屋顶资源、统一监督管理、统一运维服务、统一政策扶持等六个抓手，并综合电力、环保、工商等多个部门成立了分布式光伏运营办公室，为入驻投资商提供一站式服务。而这些所谓的嘉兴经验，在王其方看来核心就是政府主导。
目前分布式光伏电站多采用屋顶建站形式，是否掌握足够面积、承载力较好的屋顶变成了建设屋顶电站的先决条件。“哪些屋顶适合建站，如何说服屋顶业主合作，我们初到嘉兴时‘两眼一抹黑’。”中广核太阳能(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文源告诉记者，由于光伏电站是新鲜事物，很多企业负责人缺乏认识，他们这些“外来和尚”从谈屋顶就开始陷入了困境。
为解决这一问题，光伏高新区管委会首先对辖区内可利用屋顶逐个排查，建立可建分布式光伏电站屋顶资源数据库。之后通过给予屋顶业主9折电价优惠等措施，提前与屋顶业主签订安装协议。最后，再由管委会作为见证方与屋顶方、项目投资方签订三方协议，协调集中连片的“大”屋顶与零落分散的“小”屋顶的分配，统一屋顶租赁、合同能源管理政策标准，有效避免了屋顶资源恶性竞争。
“管委会还引入了电站运维公司，承担投资商和屋顶业主在建设及以后电站运营过程中，可能衍生出的新情况的协调工作，这才解决了双方的后顾之忧。”嘉兴秀洲工业园区常务副主任徐锡华说。
企业需要政策“定心丸”
在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伏电站运维中心内，工作人员反复点击鼠标远程查验各电站的运行状态，中心液晶屏上滚动显示着70余家企业屋顶的发电情况。望着大屏幕上不断跳升的数字，公司董事长张利忠却高兴不起来。
“去年在海宁和桐乡建设了88兆瓦的分布式项目，化解了公司三分之一的产能，确实对产业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支撑作用，但是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实际运营情况只能用惨淡来形容。”张利忠掰着手指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浙江工业用电施行峰谷电价，峰电每度0.94元、谷电每度0.45元，公司在这个基础上打85折售电，平均售电电费只有每度0.65元，加上国家补贴每度0.42元、省里补贴每度0.1元，每度电总收入1.17元。
按照装机1兆瓦项目测算，投资需要800万，其中70%需要融资借款，即560万，以银行利息7厘算，一年利息就接近40万，再加上每年40万的折旧和10万的维护管理费用，一年成本共90万。假设发的电全部卖给企业，并且能及时回收电费，一年售电收入117万，盈利27万，这需要至少30年才能收回成本。
“作为光伏制造企业，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做好分布式光伏，但是企业是需要生存的。不论是采取国家补助还是地方配套，只要每度电能维持在1.52元，企业就没有压力。如今年政策能明朗的话，我们装机可以在去年的基础上翻番。”张利忠说。
张利忠算的这笔账还是在乐观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而在现实中投资方还会遭遇更多价格外的尴尬。“公司去年投资6800万元在一家企业屋顶建设了9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预期年均电价收入674万元，由于该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公司长时间没能收到电费。”杜文源坦言，企业不交电费，我们没有权力断电，如果在供电局代收电费方面没有突破，电站投资者的风险很大。
依据各国发展光伏产业的经验，政府补贴是前期产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国家补贴政策已经明确，但是税率问题还存在模糊之处，不少企业也担心如果补贴需要上税会进一步提升成本。
我国光伏产业曾一度过度发展，金融机构对于给光伏项目放贷一直保持极为谨慎的态度。对此，张利忠认为，银行之所以排斥光伏就因为政策上不确定因素太多，如果以上问题都能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自然就能解决。
“光伏属于典型的政策导向型产业，以目前的成本来说，如果各级政府的政策不明朗，就没有多少企业愿意冒风险进入市场。”浙江光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监覃建航告诉记者，“分布式是光伏应用的必然趋势，但是目前很多政策尚未落地，大家还在观望。瓶颈问题一旦解决，市场就会井喷式爆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