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
记者获悉，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除了是超日公司的重组方，还是超日债的担保方，是最早接洽超日重组的公司之一。
在《重整草案》之外，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还为“11超日债”，提供了累计金额最高达7.88亿元的担保函，与上海久阳出具的另一份0.92亿元担保函，共同为超日债提供担保——这便是“11超日债”可能获得本金、利息全额偿付的依据。“经管理人测算，如果重整计划获得实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上海久阳承担相应担保责任，11超日债本息将全额受偿”，超日债的管理人在一份公告中表示。
根据管理人公告，对债民全额偿付的前提是，重整草案获得通过。这也是超日债民呼吁草案必须获得通过的原因——若没有这份额外的管理人公告，根据重组草案内容，超日债民与供应商债权共同划归为普通债权，偿还比例同样为“20万以上2折”。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上海久阳为9月10日成立的新公司，其背后的上海久阳集团为自然人独资企业，也是去年11月刚刚成立。
为此，上海市德尚律师事务所甘国龙律师表达了对操盘人的不信任，他提出警示，很有可能超日债民被误导了，“为什么要把超日债的偿付方案分开写？为什么不写在重整草案里面？”
他提出，“重整草案中，并没有关于超日债可以全额偿付的表述，而是出现在管理人公告里，以‘管理人经测算，本息全额受偿’的方式表达”。他对超日债的最终偿付表示担忧，“保函本身并不具备约束力，而管理人作为第三方，其‘经测算’的表述，也不具备最终保函支付的法律效应”。
此外，甘国龙认为，即便超日债最终获得了偿付，对于重整案中其他的普通债权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同等性质债权应该同等受偿，为什么其他普通债权人是受偿20%，你在草案外，却获得了额外的全额偿付？“如此，其他债权人也可以以受到欺骗、不符合相关法律精神为由，重新提起上诉。”甘国龙说。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将对超日的担保，写进重整草案里，但记者了解，他们很早就表达了对超日公司的兴趣。
今年3月，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提出：要求奉贤区政府代为偿付债息，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则免掉奉贤区政府3个多亿的债务，同时承诺重组完成后再返还7000万，相当于政府出资2000万。
这个方案在3月4日上午准备签协议时，被奉贤区政府最终否决。3月4当晚，超日发布公告，宣布“11超日债”无法偿付8980万元债券利息，作为中国债市的第一个违约案例被载入金融史。
在超日债违约之后，奉贤区政府一位官员曾接受经济观察报独家专访时表示，最终否决的原因是，“不能动用政府资金替企业偿债”。这位官员表示，那些所谓政府欠钱，其实是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奉贤区很多乡镇企业倒闭时，欠的银行的债，属于银行不良资产。在股份制改造之前，这类不良资产共有两三亿，剥离打包给了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能够收回的只有2000多万，其他是收不回的，因为法院已经终止执行了。
“这钱并不是政府直接欠的，政府内部也有监管系统和审计部门，政府的钱给重组方，重组方再把钱给超日，这是不合理的”，当时的奉贤区政府认为，企业应该对自身经营负责，政府只能起到服务作用。
彼时，奉贤区政府顶着压力做出了让超日债利息违约的决定，没有以政府兜底等不合法的方式出手相救，这行为被资本市场广泛关注，也让外界认为，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是政府真正体现的“亲商”。一时间，债券市场打破刚性兑付的话题被反复讨论，购买债券的风险也被预警。
当然，这样的决定，也引来了不同声音。加上6000多名超日债民的不断请愿，最终，在超日公司的破产重组中，超日债的本金、利息全额偿付被提上议题。
由于其中的经济利益，长城资产管理并没有放弃对超日公司的重整，改以联合体的方式分羹食之。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未来，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很可能会和协鑫成立一个基金公司，以实现资本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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