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指标”反致产能越减越多
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些行业陷入“产能越化解越多、越干预越过剩”的怪圈，主要缘于“政府过度干预行业、干预企业、干预项目”，有违市场经济规律。
实际上，化解过剩产能并不是“新鲜事物”。中国冶金企业协会会长赵喜子说，早在1999年，就有人喊我国钢铁严重过剩，开展全国性控产，当时的产量只有1.3亿吨。此后这么多年，所有钢铁项目必须要经国家批准，进行绝对控制，结果“中央不批地方批”，从2002年以后，民营钢铁企业迅速、爆发式增长，一直到现在民营钢铁占到粗钢产量的52%，最赚钱的时候，出现“百万吨钢现象”，即每上100万吨钢规模，3至5年就可收回投资。
“实际上，政府喊了10年钢铁过剩，却没有过剩，而到了2010年之后，我国钢铁开始出现真正的过剩，仅2009至2010年，我国钢铁增加1.5亿吨产能。”赵喜子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少地方下发“砍”产能的指标任务，引发企业和基层官员的抵触情绪。一位基层经信委工作人员抱怨说，淘汰落后产能，应该按照能耗、环保等指标来淘汰，而执行中往往是根据规模来淘汰。比如，淘汰水泥落后产能，前几年淘汰窑径2.5米的，迫使企业都改成了3米，结果产能还扩大了。再比如，国家文件中提出尽快取消32.5标号的复合水泥，要上42.5标号的生产线，不同标号的水泥产品，按理说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行政性文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指出，化解产能过剩的“压指标”办法既难见实效，又扭曲市场。“今后要谨防地方政府上马项目是政绩、淘汰项目也是政绩的观念。否则，就会陷入‘过剩——干预——再过剩——再干预’，越干预越过剩、力度越大反弹越快的怪圈”。
不少基层官员反映，在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中，存在不按“市场规律办事”的行为。比如过剩产能、落后产能界定标准模糊。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范围，可以按80%左右的合理产能利用率来衡量，但具体到企业、具体到产品就难以衡量。
有专家认为，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常态，唯此才能优胜劣汰，才能使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现象，不是新问题，不是洪水猛兽。浙江省经信委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些年来，电子行业产能过剩最为严重，但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诞生了像小米手机这样的品牌。“应该引导企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而不是平衡产能，国外倒牛奶的事是企业干的，我们不能政府倒牛奶”。
优惠政策刺激企业盲目扩张
赵昌文认为，不少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真正在于项目的投产，而是为了获取当地的土地、煤炭等资源以及未来的升值空间，为了获取政府的各种补贴和返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绝大多数专家和政府部门认为，我国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复杂，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单靠市场难以自行调节，政府出台行政措施进行化解确有必要。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分析指出，当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的行业都曾经是政府鼓励的行业，比如光伏等，如果政策不鼓励，在经济下行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过剩，但不会过剩到十分严重的程度。除了政府鼓励政策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地方间的激烈竞争，各地在招商引资中相互争抢，低地价、低环境标准，造成企业过度进入，过度投资。“有些企业为了优惠而投资，上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圈地，而不是从项目的市场前景本身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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