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绝对性作用是对的。因为实际上就是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保护补贴取消掉，然后让资源在价格上面配置，这个改革是与时俱进的。
但我同时也想强调一下，在强调市场重要性的时候，不要忽略政府的重要。除了黄有光教授常讲的这些环境的问题，社会保障的问题之外，实际上我们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是有产业升级、结构变迁的问题。在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当中有很多是协调的问题，有很多外部性的问题，小凯不太谈这个，但不能说因为小凯不谈我们就不谈，也不能因为超边际分析理论没有这个，我们就忽视。更不能因为《国富论》里面没有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一个发展中国家要结构变迁，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当然了，这个解决有很多的机构可以解决。即使到了发达国家，你也有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的问题，我昨天讲有R跟B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要让中国能够比较好的发展，市场跟政府同等重要。
我们是在没有研究政府怎么去做会比较有效的状况下，确实80%甚至90%的政府干预，在中国是这样的。其他的国家可能90%的产业以上政府是失败的。但这里面讲的是，如果政府没有参与不会成功的，如果做错了，比政府不参与更糟，但要成功绝对要政府参与。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经济学界的责任，不是说政府不要做，而是说我们应该研究政府怎么样来干预，怎么样协调会比较有效，这是给我们的机遇也是挑战。而不是说因为有很多错误所以就不要做了。
张维迎：昨天毅夫讲到他和杨小凯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我理解小凯讲的这个后发劣势，落后国家由于借助了后发优势发展的很快，他就自以为这就是自己的优势，就是自己的成功，自己的体制没有问题，然后就不再进行体制的改革，而最后导致后发优势变成了后发劣势。中国现在来看，现在说的中国模式，不仅仅适用于中国，还要推展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我觉得典型的后发劣势的情况显示出来了。
我最近讲过，我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是比较乐观的，但这几年我变的相对往不乐观的方向走。按照中国的改革，不能说现在就是成功了，包括经济改革就是成功了，我们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我们原来所有取得的成就。这个就是一个宪政、法制、体制的改革，也就是杨小凯讲的东西。如果没有宪政法制的改革，我觉得思想制度总是不稳定的，从2009年的刺激政策开始，我们一直在否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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