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四：赶超阶段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林毅夫：最后是季老师讲的，赶超的时候一定要政府，因为靠市场发展不起来。但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否需要政府？这是需要讨论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需要政府，因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必须改善人力资本，也必须改善金融和法治的安排，那不是单个企业家可以做的，需要很多企业家做，需要协调。或者协调很难，必须政府供给。在这个情况下面，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多是政府跟市场共同努力的结果。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为的政府必须提出一个框架，政府哪方面的干预是错误的？更重要的，这个问题上面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同样的情形，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的，当然大部分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研究不是说不要产业政策，而是说哪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可以成功，这样的研究更有积极的意义。
张维迎：我们经常用“发展阶段”说事，认为中国目前所处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在很多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有一定道理，但你刚刚讲的，有一些不具备条件怎么办？为什么现在不具备条件？因为现在没有自由，我们消灭了这个条件。
最后，我们现在经济学很多分析政策的标准是功利主义的，这个有问题。我讲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只从经济发展、只从效率的角度评价所有的政策，人有一些基本的权利不能以任何的理由去剥夺它，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就剥夺。你看政府拆迁，我觉得违反基本人权的情况，即使有利于高速公路的建设，有利于GDP的增长，也是不应该作为的，因为在毁灭很多人最善良的本性。
黄有光：我认为我们现在市场做得不够，政府也做得不够。政府做得不够的，环保、食品安全肯定做得不够。
交锋五：是研究政府怎么样来干预还是要不要干预
林毅夫：我们的改革到现在是非常成功的，稳定跟快速发展。因为取得稳定跟快速发展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双轨制，一方面对改革前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重工业区给予保护；二方面是放开准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但是稳定跟快速发展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腐败的现象非常普遍，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产业。那么，对利率、对金融市场有很多抑制，对矿产资源的价格，税费方面基本上非常的低。这实际上是当时给那些没有生命力的大型企业能够生存下去的一种补贴方式，但实际上是一种转移。
在1978年开始改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那些保护补贴对于大型企业来讲是雪中送炭，没有它是不行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6800美元的国家，原来比较优势的，现在是符合比较优势了，包括像汽车产业、大型装备业，你再给他这些保护补贴是锦上添花。那么带来的是收入分配的差距，那些保护补贴是有租的，就会有寻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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