猝死的“超日债”：没有最糟 只有更糟

　“通过中信建投确实是最快的办法，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债券持有人对中信建投不信任，我们也和证监会沟通和上海奉贤区政府沟通，能否从中协调，但都遭到了拒绝。”雷海强无奈地表示。

　　吴立骏强调：“如果错过破产重整，那么债券持有人就只能进行侵权赔偿诉讼，这个过程将相当漫长，这类讼诉的判决依据是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2013年1月上海超日曾因涉嫌‘未按规定披露信息’而被证监会调查，并且导致评级公司鹏元资信收到证监会的‘警示函’。但我们询问证监会信访办调查结果时获悉，由于案情比较复杂，调查还在进行中。很多这类调查将会持续两三年，而等到起诉、法院受理、庭审等一套程序走下来，最终即使能得到赔偿，周期也相当漫长。”

　　王华告诉记者：“维权处处碰壁，债券持有人会议也屡屡受阻，我很沮丧，感觉非常被动。”

　　薄弱的法律救济

　　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宋一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就11超日债案例本身而言，只涉及利益各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及违约履约问题，但从‘11超日债’案例中可以看到，债券持有人又一次面临了如同当年基金持有人、权证持有人、国债期货持有人等依法维权困难的情形。究其原因，在于原始法规法律存在明显疏漏与制度性缺失。”

　　为此，由宋一欣起草，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厉健律师、河北功成律师事务所薛洪增律师、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臧小丽律师、广东奔犇律师事务所刘国华律师等共同向中国证监会法律部、投资者保护局、中证投资者发展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发起《关于11超日债违约案相关问题及法律修订的建议函》，针对“11超日债”违约案提出相关法律修订建议。

　　函中，宋一欣质疑了券商作为承销商、保荐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三合一的身份定位。

　　关于公司债券投资的认定方面，从法律关系上认定为债权债务关系，但运作方式上变成信托机制，操作上又允许承销商、保荐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合一。由此可见，防范利益冲突的防火墙全无。发生危机时，这样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如何能取得债权人的信任，受到广泛质疑。三合一的做法也似乎与《试点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行事，不得与债券持有人存在利益冲突”的规定不符。

　　此外，《试点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履行的系列职责，但对应的债券持有人的权利只有“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行事”。宋一欣律师称，当债券受托管理人不被债券持有人信任时，或者当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勤勉尽责或侵犯债券持有人权益时，如何进行自我救济，《试点办法》却没有相关规定。相应，在《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尚有明文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一定条件下可独立召集、召开持有人大会，变更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等。

　　实践中，“11超日债”债券受托管理人无法召集债券持有人大会，而债券持有人自己提出可以召集、召开，却陷入无法可依的境地。为此，宋一欣律师表示，从稳妥处理“11超日债”案及法无禁止的角度，不妨允许债券持有人一试。

　　律师们还呼吁尽快修订完善《试点办法》，在《试点办法》中严格详细地规定债券违约处置程序、债券财务限制性条款、可及时启动的提前偿还债券本金的“交叉违约条款”，对公司债券进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区分投资级与非投资级等。

　　宋一欣律师称，尽管公司业绩迅速变脸，但“11超日债”依然按计划上市。其间，发行人、保荐人的责任如何认定亦值得探讨。

　　律师们认为，在发行“11超日债”时，如果发行人、保荐人、资信评估人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应对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以维护投资者与债权人的权益。此外，上述律师还表示，在修订完善《试点办法》时，可加入有关投资者保护机构基金可以实施“诉讼担当”的条款，以完成相关维权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