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光伏网讯:提高能源效率是能源发展的永恒目标。目前世界各国在能效利用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尚未被挖掘的潜力。国际能源署(IEA)的研究数据表明，目前世界上在建筑领域有4/5的潜力仍未被挖掘，而工业领域则有一半以上的潜力尚待开发。在低碳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世界各国正努力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调整能源结构等手段促进节能减排。
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能源消费量巨大，当前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又使得我国能源需求量呈刚性增长，如何兼顾增长和节约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近两年的雾霾唤醒了公众对环境治理的要求，同时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近年来也面临着日益增大的碳减排压力。可以说，节能减排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和能源战略最主要的部分。
“十一五”以来，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能源强度、碳强度目标，以求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但这些目标对公众而言比较抽象；对地方政府而言，由于受经济增长的目标压力，最终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情况并不理想。我们常常看到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目标明确，而一谈到能源强度和环境保护，目标和措施就相对模糊。“十二五”期间在政府关闭落后产能等行政措施的操作空间大大减小的情况下，能源强度、碳强度目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可能更为抽象和模糊。
然而，近两年的雾霾使得我国节能减排的目标更加具体化、更具可监控性。频繁出现的雾霾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雾霾治理迫使政府将其作为工作和政策的重点。雾霾的确给我国节能减排造成了巨大压力，然而换个角度来说，雾霾治理又直接推动了政府的节能减排工作，增加了公众的环境支付意愿，有益于加快节能减排的步伐。对各级政府而言，面对公众对治理污染的诉求，雾霾治理将成为比能源强度、碳强度等考核目标更为直接、具体的节能减排任务。可以说，雾霾治理成为了目前政府最具体化的节能减排任务。
雾霾治理通过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行政手段，以及提高能源成本的市场手段，来减少煤炭消费、大规模实现清洁能源替代。一直以来，由于资源禀赋和能源成本问题，我国集中地采用高排放的化石能源(煤炭)，即使能源利用效率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仍旧导致了较高的污染排放和碳排放。而雾霾治理提出的调整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的目标将会对碳强度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
另外，中国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发达国家，目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意味着存在比较大的节能空间。但是，简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不一定会使能源消费总量减少，如果能源价格不变，因节能而获得的产品成本或能源服务使用成本的下降，会引起能源需求的反弹，即低价政策导致“过度”消费的问题。只有通过相应提高能源成本(能源价格改革)的长效机制，才是长期促进节能和降低能源强度的有效手段。能源价格上升会使需求减少，如果能源相对于其它生产要素变得更贵，生产者会寻求替代或选择能效更高的技术，从而促使能源强度下降。雾霾治理对调整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成本的要求，将会对能源强度产生正向影响。因此，雾霾治理可以成为现阶段我国节能减排的最大动力。
同时，雾霾治理还将使节能减排的措施更加具体化。一方面，中央政府提出的雾霾治理措施中对东部发达地区的能源总量控制和主要污染物减排设立了具体目标。另一方面，在雾霾较为严重的省份，地方政府也使节能减排措施更为具体化。例如北京市在《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解》的通知中，要求2016年北京市停用全部燃煤发电机组，给出了84条量化的重点任务，明确了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及第一负责人。河北省在去年颁布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到2017年现有工业企业的燃煤设施全部改用天然气或由周边电厂供汽供电，基本完成燃煤锅炉、窑炉、自备电站的天然气替代改造任务。天津市政府在今年提出把污染物排放总量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实行排放总量倍量替代。不再审批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新增产能项目，耗煤建设项目实行煤炭减量替代。
可见，现阶段雾霾治理和节能减排具有一致性。当前我国的节能减排措施将更多地与雾霾治理结合起来，政府将需要进行难度更大和成本更高的节能减排工作，包括提高整体能源效率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例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替代能源、鼓励节能项目等等，这些都直接有益于雾霾治理。原则上政府应该努力将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一方面采取行政手段，有步骤、有计划地制定和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另一方面尽可能依靠市场力量，进行能源市场化改革及能源价格改革，支持雾霾治理计划和目标，同时降低雾霾治理成本。
具体地说，政府需要同时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入手，包括鼓励政策和加强监管惩罚。在需求侧，通过提高能源成本使能源价格能够反映出能源的外部性，即稀缺成本和环境成本，使节能减排对企业个人具有财务意义，以市场的力量促进能源效率提高和节能减排。利用政策手段鼓励各级各部门提高能源效率，如制定和实施更加严格的工业技术标准、建筑标准和污染排放标准。建立相应的融资机制，通过绿色贷款、采取特殊政策等手段，保证节能减排的技术和资金投入。在供给侧，政府可以制定有效的清洁能源战略规划，通过政策手段鼓励开发新技术、新能源。同时，通过提高化石能源成本增加清洁能源的市场竞争力，给予可再生能源发展空间，从供给侧调整能源结构，逐步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
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能源消费量巨大，当前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又使得我国能源需求量呈刚性增长，如何兼顾增长和节约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近两年的雾霾唤醒了公众对环境治理的要求，同时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近年来也面临着日益增大的碳减排压力。可以说，节能减排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和能源战略最主要的部分。
“十一五”以来，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能源强度、碳强度目标，以求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但这些目标对公众而言比较抽象；对地方政府而言，由于受经济增长的目标压力，最终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情况并不理想。我们常常看到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目标明确，而一谈到能源强度和环境保护，目标和措施就相对模糊。“十二五”期间在政府关闭落后产能等行政措施的操作空间大大减小的情况下，能源强度、碳强度目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可能更为抽象和模糊。
然而，近两年的雾霾使得我国节能减排的目标更加具体化、更具可监控性。频繁出现的雾霾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雾霾治理迫使政府将其作为工作和政策的重点。雾霾的确给我国节能减排造成了巨大压力，然而换个角度来说，雾霾治理又直接推动了政府的节能减排工作，增加了公众的环境支付意愿，有益于加快节能减排的步伐。对各级政府而言，面对公众对治理污染的诉求，雾霾治理将成为比能源强度、碳强度等考核目标更为直接、具体的节能减排任务。可以说，雾霾治理成为了目前政府最具体化的节能减排任务。
雾霾治理通过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行政手段，以及提高能源成本的市场手段，来减少煤炭消费、大规模实现清洁能源替代。一直以来，由于资源禀赋和能源成本问题，我国集中地采用高排放的化石能源(煤炭)，即使能源利用效率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仍旧导致了较高的污染排放和碳排放。而雾霾治理提出的调整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的目标将会对碳强度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
另外，中国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发达国家，目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意味着存在比较大的节能空间。但是，简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不一定会使能源消费总量减少，如果能源价格不变，因节能而获得的产品成本或能源服务使用成本的下降，会引起能源需求的反弹，即低价政策导致“过度”消费的问题。只有通过相应提高能源成本(能源价格改革)的长效机制，才是长期促进节能和降低能源强度的有效手段。能源价格上升会使需求减少，如果能源相对于其它生产要素变得更贵，生产者会寻求替代或选择能效更高的技术，从而促使能源强度下降。雾霾治理对调整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成本的要求，将会对能源强度产生正向影响。因此，雾霾治理可以成为现阶段我国节能减排的最大动力。
同时，雾霾治理还将使节能减排的措施更加具体化。一方面，中央政府提出的雾霾治理措施中对东部发达地区的能源总量控制和主要污染物减排设立了具体目标。另一方面，在雾霾较为严重的省份，地方政府也使节能减排措施更为具体化。例如北京市在《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解》的通知中，要求2016年北京市停用全部燃煤发电机组，给出了84条量化的重点任务，明确了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及第一负责人。河北省在去年颁布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到2017年现有工业企业的燃煤设施全部改用天然气或由周边电厂供汽供电，基本完成燃煤锅炉、窑炉、自备电站的天然气替代改造任务。天津市政府在今年提出把污染物排放总量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实行排放总量倍量替代。不再审批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新增产能项目，耗煤建设项目实行煤炭减量替代。
可见，现阶段雾霾治理和节能减排具有一致性。当前我国的节能减排措施将更多地与雾霾治理结合起来，政府将需要进行难度更大和成本更高的节能减排工作，包括提高整体能源效率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例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替代能源、鼓励节能项目等等，这些都直接有益于雾霾治理。原则上政府应该努力将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一方面采取行政手段，有步骤、有计划地制定和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另一方面尽可能依靠市场力量，进行能源市场化改革及能源价格改革，支持雾霾治理计划和目标，同时降低雾霾治理成本。
具体地说，政府需要同时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入手，包括鼓励政策和加强监管惩罚。在需求侧，通过提高能源成本使能源价格能够反映出能源的外部性，即稀缺成本和环境成本，使节能减排对企业个人具有财务意义，以市场的力量促进能源效率提高和节能减排。利用政策手段鼓励各级各部门提高能源效率，如制定和实施更加严格的工业技术标准、建筑标准和污染排放标准。建立相应的融资机制，通过绿色贷款、采取特殊政策等手段，保证节能减排的技术和资金投入。在供给侧，政府可以制定有效的清洁能源战略规划，通过政策手段鼓励开发新技术、新能源。同时，通过提高化石能源成本增加清洁能源的市场竞争力，给予可再生能源发展空间，从供给侧调整能源结构，逐步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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