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政府主导投资项目的特殊竞争优势。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往往采取土地价格优惠、政府资金扶持、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这些项目的投资主体主要是行业内的大型企业(集团),金融机构又争相贷款扶持。
三是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当前我国生产要素价格没有真正市场化,定价机制不能真实反映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成本大小。此外行业标准的低门槛、市场的多样性、违规的低成本等也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剧
产能过剩危机。
四是地方政府片面的政绩观。在以GDP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很难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加上没有投资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投资决策没有制约,不利于控制产能过剩。
五是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根本上讲,投资形成的最终产品有赖于消费来加以消化,如果消费增长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则产能过剩将难以为继。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增长,实行“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消费与长期保持较高增速的投资相比始终处于弱势与不足的地位,而且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投资对消费的“挤占”效应,即通过压低消费来实现投资的高速增长,是造成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六是部分落后产能仍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加剧了产能过剩矛盾。我国的消费市场非常庞大,且呈现多样性。以农村建设房屋为例,农民建设房屋对钢筋、水泥的质量要求不高,低标号水泥与钢筋因价格低廉大受欢迎,这些落后产能有市场需求,就有存在的空间,这就是为何用行政手段很难完全控制落后产能的原因。
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采取扩大总需求政策,进行货币扩张已不现实;同时受居民收入水平等限制,消费能力也不会快速提升;通过结构调整来解决产能过剩也未必奏效,部分新兴产业也是产能过剩的“重灾区”已经证明这一判断。
应该从供给端着手解决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首先要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破除导致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因素,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其次要研究制定有利于抑制产能过剩的税收政策;三是通过制定行业标准设置准入性门槛,行业标准的制定要综合考虑有利于保护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进而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四是向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过剩产能,同时积极支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提升产能的整体质量。
(作者单位:辽宁省大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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