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产业闹得很凶，主要是欧盟不干了，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开始是要从6月6日开始征收高达47%的临时性关税，接着是李克强总理斡旋，欧盟同意未来两个月将临时性关税稳定在11.8%，但是两个月之后，欧盟将毅然决然地将标准提升到47.6%的水平，双方从此再无讨价还价的可能。
如何看待这样重大的国际经济纠纷，涉及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地区经济学价值观的问题。
中国人的解读，理所当然是反击贸易保护主义。李克强总理的外交辞令是，“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当前中欧关于光伏产品的贸易争端。此案涉及中国重大经济利益，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严重损害中方利益，也必然会伤及欧方利益，影响中欧合作大局。中方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决维护中国的利益。希望双方通过对话磋商解决贸易争端，而不是打贸易战。贸易战没有赢家。”
而欧洲人的言辞并不这么表述，他们更加理直气壮的认为，必须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所谓“反倾销税”，就是对倾销商品所征收的进口附加税。所谓“反补贴税”，是指对进口商品使用一种超过正常关税的特殊关税。欧洲人的目的非常简单——必须阻止中国政府在光伏产业方面，实施对中国企业长期以来的政府奖励和补助措施。这是一个完全靠中国政府扶持起来的超级垄断性产业，破坏了市场的自由竞争，破坏了全球贸易的基本秩序，进而也破坏了欧洲相同生产商的利益。
两相比较，差别是巨大的。
的确，中国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向来习惯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习惯于由政府来主抓经济。有两个明显的但却是反市场的现象摆在这里。第一个现象，是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国内靠着政府的财力，靠着各种政策倾斜，兴起了一大批“光伏基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把光伏列为优先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有300个城市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光伏产业基地超过100个。2009年中国内地多晶硅产量超过了两万吨，太阳能电池产量超过了4000兆瓦，连续3年成为全球太阳能电池的第一大国。近五年来，中国光伏产业占到了全球市场的六成以上。如此豪迈的产业格局，一时间让很多政府官员产生出一种世界之大舍我其谁的骄傲表情。
第二个现象则是与第一个构成一种反讽。虽然光伏产业看上去很美，但国内的消费市场却几近于无。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并没有明显的光伏需求市场，90%的光伏产品依靠出口，欧盟是中国光伏产品最大出口市场。
这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但中国人发展一个新的工业产业，很多时候就是如此顾头不顾尾，政府像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经济学家，更像一个无所不在的市场设计师。我正在做一个事关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大面积发展轻工业产业的课题，当时不仅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人大力支持，而且全国计划会议出台“六个优先”原则，要求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和技术改造措施优先，银行贷款优先，使用外汇和引进新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确保轻工业的增长。
一些地方政府如浙江、四川、湖北、天津的主要负责人亲自负责轻工业，保证现有轻工业满负荷生产，新建和扩建一批轻纺工业企业，这使得在1980年前后，全国陆续建成24个大中型轻工企业项目，8个大中型纺织企业项目。
有一个问题一直如鲠在喉，如果单纯依靠政府就生出伟大繁荣的经济秩序，中国人何须等到今天，当年一大二公，全民大跃进的年代，或许早就赶英超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在各种发展经济的方法论中，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是最无知的方法。不要以为欧洲人对这种由政府全力控制的经济格局不熟悉，事实上他们比所有后发国家的政府更了解什么是政府主导，什么是重商主义，因为他们是过来人。
按照经济思想史的分析路径，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是，在17世纪到19世纪初期，整个欧洲的经济都掌握在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之下，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经济大政府，政府掌管着所有的市场资源，政府兴办无所不在的国有企业，政府盲目追求出口，盲目追求贸易出超，政府以积累外汇储备，积累纸面上的金银为一切经济事务之中最为重要的事务。但结果是，整个欧洲没有创新的企业，所有的财富集中在少数贵族手上，社会的贫富差距极大，欧洲深处战争和饥荒之中。
经济学理论对重商主义的解释，其实非常简单，重商主义剥夺了每个人参与到市场生产的权利，剥夺了每个人参与到市场交换的自由。不仅生产和贸易是政府计划，消费也是政府计划。这直接破坏了自由竞争秩序。
关于自由竞争，亚当斯密的理论摆在这里，必须要有市场意义上的“独立性”，每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人，每个企业的行为之间，不能有市场计划或者市场前期设计的共谋性，人们必须保持行为意义，产权意义和市场竞争意义上的独立性。毫无疑问，政府和政府的派出部门，政府资助和支持的所谓企业，完全不具有这种独立性。
这是最坏的年代，欧洲人对这样的历史烂熟于心，他们不愿意回到错误的历史之中，因此今天事关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普遍性规则，都是建立在对重商主义历史的反思之上，而亚当斯密的整个古典经济学理论，事实上也是建立在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之上。这是常识，是规律，是人类经济事务得以走到今天的重要经验。
这意味着，今天中国人在光伏产业方面的重商主义策略，在和欧洲人交锋的时候，几乎等同于一个幼儿园的新生和一位博览群书的学者之间的交锋。必须要回到常识，回到一般的秩序之上。简单粗暴地高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完全没有触及到中国光伏产业问题的本质，如果坚持这样做，不仅会丢掉整个国际市场，在国内市场，中国人也会再一次远离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的一般常识。
可惜的是，似乎中国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反思。一份看上去来自官方传媒的稿件如此写到：
“任何贸易摩擦都事出有因，透过这次欧盟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我们自己也需要有一个反思。对于光伏产业这样的新兴产业，政府也应该早干预，进行合理的政策引导，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产业政策和国内市场的协调配套，对企业在技术研发、技改升级等方面给予资金、税收等倾斜，助力光伏产业早日走出困境，增强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核心竞争力。”
拜托，政府对光伏产业的干预不是太迟，而是太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个时候还在祈求政府给予资金支持，欧盟又在阻击，中国人打算把这么多光伏产品卖给谁，难道仅仅是为了库存而生产吗？一个新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难道是政府说有就有的吗？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306/15/38834.html
开始是要从6月6日开始征收高达47%的临时性关税，接着是李克强总理斡旋，欧盟同意未来两个月将临时性关税稳定在11.8%，但是两个月之后，欧盟将毅然决然地将标准提升到47.6%的水平，双方从此再无讨价还价的可能。
如何看待这样重大的国际经济纠纷，涉及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地区经济学价值观的问题。
中国人的解读，理所当然是反击贸易保护主义。李克强总理的外交辞令是，“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当前中欧关于光伏产品的贸易争端。此案涉及中国重大经济利益，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严重损害中方利益，也必然会伤及欧方利益，影响中欧合作大局。中方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决维护中国的利益。希望双方通过对话磋商解决贸易争端，而不是打贸易战。贸易战没有赢家。”
而欧洲人的言辞并不这么表述，他们更加理直气壮的认为，必须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所谓“反倾销税”，就是对倾销商品所征收的进口附加税。所谓“反补贴税”，是指对进口商品使用一种超过正常关税的特殊关税。欧洲人的目的非常简单——必须阻止中国政府在光伏产业方面，实施对中国企业长期以来的政府奖励和补助措施。这是一个完全靠中国政府扶持起来的超级垄断性产业，破坏了市场的自由竞争，破坏了全球贸易的基本秩序，进而也破坏了欧洲相同生产商的利益。
两相比较，差别是巨大的。
的确，中国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向来习惯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习惯于由政府来主抓经济。有两个明显的但却是反市场的现象摆在这里。第一个现象，是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国内靠着政府的财力，靠着各种政策倾斜，兴起了一大批“光伏基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把光伏列为优先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有300个城市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光伏产业基地超过100个。2009年中国内地多晶硅产量超过了两万吨，太阳能电池产量超过了4000兆瓦，连续3年成为全球太阳能电池的第一大国。近五年来，中国光伏产业占到了全球市场的六成以上。如此豪迈的产业格局，一时间让很多政府官员产生出一种世界之大舍我其谁的骄傲表情。
第二个现象则是与第一个构成一种反讽。虽然光伏产业看上去很美，但国内的消费市场却几近于无。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并没有明显的光伏需求市场，90%的光伏产品依靠出口，欧盟是中国光伏产品最大出口市场。
这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但中国人发展一个新的工业产业，很多时候就是如此顾头不顾尾，政府像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经济学家，更像一个无所不在的市场设计师。我正在做一个事关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大面积发展轻工业产业的课题，当时不仅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人大力支持，而且全国计划会议出台“六个优先”原则，要求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和技术改造措施优先，银行贷款优先，使用外汇和引进新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确保轻工业的增长。
一些地方政府如浙江、四川、湖北、天津的主要负责人亲自负责轻工业，保证现有轻工业满负荷生产，新建和扩建一批轻纺工业企业，这使得在1980年前后，全国陆续建成24个大中型轻工企业项目，8个大中型纺织企业项目。
有一个问题一直如鲠在喉，如果单纯依靠政府就生出伟大繁荣的经济秩序，中国人何须等到今天，当年一大二公，全民大跃进的年代，或许早就赶英超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在各种发展经济的方法论中，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是最无知的方法。不要以为欧洲人对这种由政府全力控制的经济格局不熟悉，事实上他们比所有后发国家的政府更了解什么是政府主导，什么是重商主义，因为他们是过来人。
按照经济思想史的分析路径，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是，在17世纪到19世纪初期，整个欧洲的经济都掌握在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之下，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经济大政府，政府掌管着所有的市场资源，政府兴办无所不在的国有企业，政府盲目追求出口，盲目追求贸易出超，政府以积累外汇储备，积累纸面上的金银为一切经济事务之中最为重要的事务。但结果是，整个欧洲没有创新的企业，所有的财富集中在少数贵族手上，社会的贫富差距极大，欧洲深处战争和饥荒之中。
经济学理论对重商主义的解释，其实非常简单，重商主义剥夺了每个人参与到市场生产的权利，剥夺了每个人参与到市场交换的自由。不仅生产和贸易是政府计划，消费也是政府计划。这直接破坏了自由竞争秩序。
关于自由竞争，亚当斯密的理论摆在这里，必须要有市场意义上的“独立性”，每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人，每个企业的行为之间，不能有市场计划或者市场前期设计的共谋性，人们必须保持行为意义，产权意义和市场竞争意义上的独立性。毫无疑问，政府和政府的派出部门，政府资助和支持的所谓企业，完全不具有这种独立性。
这是最坏的年代，欧洲人对这样的历史烂熟于心，他们不愿意回到错误的历史之中，因此今天事关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普遍性规则，都是建立在对重商主义历史的反思之上，而亚当斯密的整个古典经济学理论，事实上也是建立在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之上。这是常识，是规律，是人类经济事务得以走到今天的重要经验。
这意味着，今天中国人在光伏产业方面的重商主义策略，在和欧洲人交锋的时候，几乎等同于一个幼儿园的新生和一位博览群书的学者之间的交锋。必须要回到常识，回到一般的秩序之上。简单粗暴地高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完全没有触及到中国光伏产业问题的本质，如果坚持这样做，不仅会丢掉整个国际市场，在国内市场，中国人也会再一次远离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的一般常识。
可惜的是，似乎中国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反思。一份看上去来自官方传媒的稿件如此写到：
“任何贸易摩擦都事出有因，透过这次欧盟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我们自己也需要有一个反思。对于光伏产业这样的新兴产业，政府也应该早干预，进行合理的政策引导，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产业政策和国内市场的协调配套，对企业在技术研发、技改升级等方面给予资金、税收等倾斜，助力光伏产业早日走出困境，增强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核心竞争力。”
拜托，政府对光伏产业的干预不是太迟，而是太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个时候还在祈求政府给予资金支持，欧盟又在阻击，中国人打算把这么多光伏产品卖给谁，难道仅仅是为了库存而生产吗？一个新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难道是政府说有就有的吗？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306/15/3883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