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光伏—— 光伏产业与重商主义经济

 

        一些地方政府如浙江、四川、湖北、天津的主要负责人亲自负责轻工业，保证现有轻工业满负荷生产，新建和扩建一批轻纺工业企业，这使得在1980年前后，全国陆续建成24个大中型轻工企业项目，8个大中型纺织企业项目。

        有一个问题一直如鲠在喉，如果单纯依靠政府就生出伟大繁荣的经济秩序，中国人何须等到今天，当年一大二公，全民大跃进的年代，或许早就赶英超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在各种发展经济的方法论中，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是最无知的方法。不要以为欧洲人对这种由政府全力控制的经济格局不熟悉，事实上他们比所有后发国家的政府更了解什么是政府主导，什么是重商主义，因为他们是过来人。

        按照经济思想史的分析路径，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是，在17世纪到19世纪初期，整个欧洲的经济都掌握在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之下，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经济大政府，政府掌管着所有的市场资源，政府兴办无所不在的国有企业，政府盲目追求出口，盲目追求贸易出超，政府以积累外汇储备，积累纸面上的金银为一切经济事务之中最为重要的事务。但结果是，整个欧洲没有创新的企业，所有的财富集中在少数贵族手上，社会的贫富差距极大，欧洲深处战争和饥荒之中。

        经济学理论对重商主义的解释，其实非常简单，重商主义剥夺了每个人参与到市场生产的权利，剥夺了每个人参与到市场交换的自由。不仅生产和贸易是政府计划，消费也是政府计划。这直接破坏了自由竞争秩序。

        关于自由竞争，亚当斯密的理论摆在这里，必须要有市场意义上的“独立性”，每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人，每个企业的行为之间，不能有市场计划或者市场前期设计的共谋性，人们必须保持行为意义，产权意义和市场竞争意义上的独立性。毫无疑问，政府和政府的派出部门，政府资助和支持的所谓企业，完全不具有这种独立性。

        这是最坏的年代，欧洲人对这样的历史烂熟于心，他们不愿意回到错误的历史之中，因此今天事关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普遍性规则，都是建立在对重商主义历史的反思之上，而亚当斯密的整个古典经济学理论，事实上也是建立在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之上。这是常识，是规律，是人类经济事务得以走到今天的重要经验。

        这意味着，今天中国人在光伏产业方面的重商主义策略，在和欧洲人交锋的时候，几乎等同于一个幼儿园的新生和一位博览群书的学者之间的交锋。必须要回到常识，回到一般的秩序之上。简单粗暴地高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完全没有触及到中国光伏产业问题的本质，如果坚持这样做，不仅会丢掉整个国际市场，在国内市场，中国人也会再一次远离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的一般常识。

        可惜的是，似乎中国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反思。一份看上去来自官方传媒的稿件如此写到：

        “任何贸易摩擦都事出有因，透过这次欧盟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我们自己也需要有一个反思。对于光伏产业这样的新兴产业，政府也应该早干预，进行合理的政策引导，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产业政策和国内市场的协调配套，对企业在技术研发、技改升级等方面给予资金、税收等倾斜，助力光伏产业早日走出困境，增强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核心竞争力。”

        拜托，政府对光伏产业的干预不是太迟，而是太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个时候还在祈求政府给予资金支持，欧盟又在阻击，中国人打算把这么多光伏产品卖给谁，难道仅仅是为了库存而生产吗？一个新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难道是政府说有就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