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周期的交替期(始于2001年的本轮经济周期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宣告结束，而新的周期尚在酝酿中)，必须通过改革释放新的增长潜能，再造增长新引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周期。
“周期交替综合症”
所谓交替期，是指中国经济所呈现的“周期交替综合症”与上一轮经济周期交替期颇为相似：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尽管政策不断放松，但经济却难以恢复往昔的活力，内在的增长动力明显减弱；价格低迷甚至通缩；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与不足同时存在；困境中实施新一轮改革。笔者预计周期交替期可能持续3～4年。
增长动力在衰减。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轮上升周期，其增长动力是：加入WTO后所释放的强大的外部需求；1998年房改后所释放的巨大的住房需求；收入增加后所释放的汽车等耐用品需求。然而，目前这三大动力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减。首先，出口在经历了过去10年20%以上的增长以后，可能回到个位数增长的“新常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过去的正贡献转变为负贡献，顺差占GDP的比重持续降低(由2007年占GDP8.8%下降至目前的3%以内)。第二，房地产的拉动作用将明显下降。2001年至2010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年均增长20%以上，而2011年以来，其增速已经回落至5%以内，房地产投资增速也将相应回落。第三，汽车增速明显下降。2010年以前，汽车产销量年均增长26%以上，而2011年以来，汽车产销量增速回到个位数。
制造业产能过剩。拉动本轮经济周期的力量——出口、房地产和汽车——促进了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但随着周期接近尾声，产业结构失衡状况开始浮出水面。其主要表现是制造业过剩。从三大产业的总体情况来看，制造业的占比在2001年以后的十年中上升了2个百分点。这一现象显然与库兹尼茨和钱纳里的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一致。钢铁、有色、化纤等行业过剩明显，产能利用率低，产品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下降(PPI已经出现了负增长)。当前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水平已经回落至2002年左右的水平，也就是本轮经济周期启动时的水平，即产能过剩的状态。
产业失衡的另一面是服务业发展不足。过去10年中，服务消费的增速平均每年高于商品消费增速3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占整体消费的比重10年内上升了5个百分点。但是，2002年以后的近10年中，服务业发展缓慢，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仅上升1.9个百分点。而在2002年之前的近20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平均每年上升约1个百分点。
产业失衡状况也在价格变化上得到印证。从2002年到2011年，PPI总体和非食品CPI走势一致，甚至强于非食品CPI(前者主要反映资本品的供求，后者主要反映消费品和服务的供求)。但2011年以后，非食品CPI走势明显强于PPI，这反映出制造业产能过剩(资本品供应过剩)，而消费品供应不足，特别是服务消费的产品供应不足。在上一轮周期中，1998年中国第一次出现经济过剩，第二产业缩减指数(5年移动平均)在连续超过第三产业缩减指数(5年移动平均)之后，二者之间出现了逆转。
再造增长引擎
困境倒逼改革。1997年以后所推动的改革红利在过去十年释放完毕，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如果经济改革不能推进，那么，未来经济增长可能持续走低，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陷于增长的困境。在此环境下，新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改革思路，笔者认为，未来改革的方向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改革、放开垄断管制和金融改革。
城镇化
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经济发展水平。钱纳里的经济发展理论指出，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互相匹配的，而我国城市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又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为50%左右，而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中国的城市化率在60%左右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另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又低于工业化水平，即我国工业化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有所超前，因此如果按目前的工业化水平，我国城市化水平应该达到65%以上。
城乡一体化战略将促进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占比明显偏高，这导致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和经济发展滞后，从而导致农业占GDP比重高于合理水平(目前我国农业增加值占比为10%左右，而按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农业增加值占比的合理水平，应是6%左右，我国高出约4个百分点)。城乡一体化战略将促进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镇转移，特别是年龄略大些的人群转移会增加(目前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以20～40岁年龄段居多)，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还处在城镇化水平高速发展阶段，因此，城镇化的推进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继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在于“城市深化和扩大化”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根据十八大报告和李克强副总理的一贯思路，笔者认为，新型城镇化既有别于“农民工进城”的传统城市化，又有别于简单的扩建发展三四线小城镇，而是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渐进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努力促进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如近期在各地试点的“异地高考”和“异地医保互认”；另一方面，重点发展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形成有产业和就业依托的新型城市群，避免盲目发展小城镇而造成“城市空心化”的问题。
城镇化的深化将促进内需增长。尽管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了50%，但是，有两方面的因素，制约了城市化经济潜力的充分发挥：一是计入城市人口的农民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二是我国城市的相对规模较小。就前者来说，目前单身外出的约1亿农民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而如果这部分农民工能市民化，将带来十分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每年新增市民化人口1000 万，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 个百分点。而按我国现有农民工的数量，这个过程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就后者来说，我国虽然有世界级的大城市，但就城市结构而言，小城市比例偏高，而大城市比例相对较低。这说明我们的城市化还是比较初级的。相对于小城市而言，大城市更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中国的现实也是如此，城市规模越大，人均GDP也越高。中国目前小城市比重超过50%，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这也意味着中国城市经济水平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城市的人均GDP可再相应提高。
城镇化推动服务业发展。2011年我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为43%，第二产业占比为46%，而世界平均的服务业占比约为72%，工业占比约为25%；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服务业占比约为55%，工业占比为36%。按照中国目前的50%的城市化水平，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应该超过50%，比目前43%高10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化。“十八大”提出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意味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将有所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将导致消费需求上升，特别是医疗、教育、交通等各种服务消费的上升。当前我国消费率偏低和服务业发展滞后与农民工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有关。如果农民工市民化能够充分实现，这将释放市民对服务消费的需求，从而推动服务业发展。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因此可能逐步上升到与城市化率相匹配的水平。
放开垄断管制
放开垄断管制释放增长潜力。改革制度性因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各国政府逐步放松对企业的种种限制，以市场决定取代政府的管制与干预，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经济得到自由化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自由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往往经济自由化程度也更高。对于我国而言，如果各个领域的改革措施能够得以全面推进，打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那么要素将逐步进入那些最紧缺的行业，经济潜力就能够进一步释放。
放开垄断管制促使产业结构优化。过去10年的经济发展表明，以国有垄断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明显落后。我们以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占比来衡量垄断程度，以投资增长来衡量其发展速度。不难发现，国有占比越高，投资增长越低。在过去10年中，发展最快的4个行业(制造业、房地产业、采矿业和批发和零售业)中，除了采矿业以外，其他行业国有占比非常低，说明垄断造成了供给不足和相关领域的发展滞后。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民间资本投资领域过窄，目前只能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等少数几个行业，而且在过去10年间，很多民间资本还是从别的垄断管制领域，特别是服务业领域被挤出而涌入这几个行业的。如果未来改革能够降低石油、铁路、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垄断行业，以及医疗、社保、教育、文化传媒等公用事业(1744.129,20.46,1.19%)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垄断领域和公用事业领域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就不但能够为未来十年提供充足的增长动力，而且也可以促使第三产业发展。这样，既可以缓解制造业过剩的局面，也可以缓解服务业供给不足的状况。
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是放开垄断管制的突破口。当前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和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严重偏离正常状态：企业经营状况异常艰难，盈利水平明显下降，而企业的财务成本却大幅度上升。造成融资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金融的垄断与管制。未来金融改革需要改变这一状况，真正回归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根据“十八大”报告，金融改革将继续深化，具体而言，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笔者认为，这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促进金融机构发展、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丰富金融市场投融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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