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建立与国际化战略相适应的企业制度
我国企业的很多制度,虽然在中国特有背景下有良好的适应性和强大生命力,却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例如华为“由员工持股、由员工代表行使权力”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西方的角度看,如此模糊的公司治理框架就颇为值得怀疑。如果要进军国际市场,就不能像华为一样坚持自己的“个性”,而应当积极构造符合国际标准的企业制度。
其次,要建立和国际化战略相适应的企业文化
中国的企业文化是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独特意识形态的浸润下发展而来的,在西方势必遭遇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中国企业曾经流行过一股“向解放军学习”的热潮,也许这是适应中国企业需要的。不过如果将这样的企业文化用于国际竞争,则不可避免地造成东道国的疑虑——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别,“解放军”一词的含义在中西方的差异十分巨大。
再次,应当运用灵活的策略进行海外宣传
向海外介绍中国企业并非易事,如策略不当,随时可能被东道国误解为意识形态宣传或文化侵略而引起反感。因此,海外宣传的方式应当更多选择轻松的、喜闻乐见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进行,比如赞助体育赛事。事实上,在三星、联想进军美国市场时,都曾大力赞助过体育赛事。正是通过这些赛事,三星和联想成功地让美国公众认识了自己,从而为它们在美国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矗
用捆绑利益破解壁垒
政治壁垒往往是由东道国的竞争对手策动的,并通过政府来加以实施。一种被普遍采用的对策是,通过游说等方式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华为每季度用于对美国政府游说的费用就高达数十万美元,其动用的游说势力中甚至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开办的游说公司,其用心不可谓不足。不过,从最近的华为、中兴事件看,高昂的游说费用不仅没有给企业带来希望的政治保护伞,反而成为了中国企业妄图影响美国政治的“罪证”。可见,政治游说事实上对于突破政治壁垒的作用并不大,甚至可能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