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宏观经济领域重要的政府智囊，他多次参与研究国家中长期规划，起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他如何解读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他如何把脉中国的贫富差距？本期《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对话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敬请关注！
政府扭曲市场导致产能过剩
记者：您曾说过，不能将目前的产能过剩归结于当初的4万亿投资政策，那您认为产能过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王一鸣：为什么说不能归咎于4万亿？因为4万亿投资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它搞的是什么投资，4万亿里面有1万亿是用于汶川地震的灾区的灾后重建，其他的呢是用于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铁路、机场、高速公路，它不是生产能力，它不是去投资制造业，它是投资的基础，当然还包括一些公共服务设施建设。4万亿没有去投资制造业，它怎么能跟产能过剩挂钩呢？显然这个是不能的。
但是产能过剩确实它的原因也是比较复杂，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各个地方政府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这种追求，对工业发展的追求，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增值税为主体来源的一个财政收入结构，所以你地方要扩大收入，要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你就必须去发展工业，大家都去搞相同的产业领域，你看这些年，哪个地方没有开发区，哪个地方没有工业园区？这就是我们说产能过剩的最基础的因素。
现在不要说传统的制造业，你比如说能源原材料像钢铁，像水泥，像有色，这种严重的产能过剩，包括新兴产业也是严重过剩。光伏因为美国的“双反”，所以我们的出口受到了，因为我们90%是出口的，所以出口受到严重受阻以后，国内产能马上出现了过剩，光伏企业面临困境，为什么光伏会发展这么快，这么大呢？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吗？好像不完全是，也有地方政府的的手在推动，在干预。
所以产能过剩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能是扭曲了市场，就是有形的手扭曲了市场，所以怎么样避免这个问题呢？就是让市场机制来更多的发挥作用，由企业来决定这个投资的决策，让市场机制更多的发挥作用，这是关键，要减少市场的扭曲，而不要，你鼓励发展什么产业就土地零地价、税收优惠、电价优惠，你这种就会扭曲市场，这是避免产能过剩的关键。
记者：九部委现在正在酝酿汽车、钢铁等八大行业的重组、兼并，您认为行业重组会给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加重国企垄断的情况？
王一鸣：我认为行业重组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就是在这一轮经济的调整之后，由于产能的严重的过剩，它需要进行一个，就是市场也会倒逼如果政府在积极的引导的话，我觉得这个行业重组对未来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落后的产能下决心淘汰掉，然后培育更高价值链区段的生产能力，然后对产业进行重组，那么这种重组也伴随着这种产业的技术进步，你通过这个重组可以把企业的空间布局也进行相应的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组是必要的，它是为未来的经济成长做准备的。
怎么样避免国企集中度提高，重组要跟这个国有经济的调整，这个国企的改革能够结合起来，然后呢跟这个更好的发挥市场机制能够结合起来，这样就会避免这些问题。
新产业革命中国占有利位置
记者：新一轮产业革命是正在形成，您认为世界产业发展有哪些新的态势？
王一鸣：最近不是市场上流行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嘛，它讲的是新能源和互联网，今年5月份这个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登的，他们是讲的制造业的变革，就是包括3D打印技术，这种制造业的泛式，业态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技术革命很难预测，就是未来产业革命、技术革命这个很难准确的预测，就是它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看现实的话，产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比较集中的，我说第一个就是制造的服务化，制造服务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制造企业，它的服务在价值链中，就是生产性服务在价值链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服务，你比如传统的制造，比如GE，比如西门子，他们原来都是传统的这种跨国公司，就是大的这种制造商，这是提供整套设备的，但是你现在去看他们，你发现他越来越转向一种服务，就是最终方案的提供者。
比如西门子最近，他的一个核心的战略就是智能城市，他就是为你这个城市的智能化提供一个整体的、总体的服务，他的前台是一个服务商，所以这个是个业态的变化。
那么看国内企业，你比如华为、中兴这个，你去看他们制造一线的这个人员数量，是减少的，而做研发、做营销，做管理的人员是增加的，所以我们说这种制造的服务化，这个这是新的一种变化，就是服务创造价值，就是生产与服务是价值链的主体。
第二个就是生产的智能化，就是由于云计算，大规模数据库的出现，然后再加上3D打印技术，以后就是，我可以通过远程控制来控制这个制造过程，而且可以大规模的个性化定制，因为个性化定制以前成本是很高的，那么以前我们的工业生产都是标准化的，规模化的，正是因为3D打印技术的这种出现，它可以使得这种个性化定制规模化，每个人都可以定制不同的产品，因为它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而且不会提高成本。
第三个就是组织的网络化，什么叫组织的网络化，你比如美国的iPhone、iPad，这个国内大家都在用，但是你为什么认为它就是美国的产品呢？美国并不生产，它是一种全球化的生产，而且最终的组装是中国，就是它这种生产、组织已经网络化了，把每个生产环节放到成本最低的区段，然后通过这个网络去把它整合起来，所以我说这些都是新的产业变革，新的态势。
当然你说产业革命什么时候显现？我们还需要观察，但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要关注这种变化，这是我们迎接产业革命的需要，需要准备的，为此做出的准备。
下一页>记者：您觉得中国在这一轮的产业形态转变中，会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王一鸣：中国在历次产业革命中，以前工业革命也好，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我们那时候还在沉睡呢，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拿破仑叫（我们是）“东方睡狮”我们还在沉睡，再往后这些工业革命，应该说中国都错失了机会，所以我们说，如果未来有产业革命的话，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而中国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正处在一个上升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已经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所以我们会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我们一定会跟历史不一样，一定会处在一个更加前列的位置，我们也一定会赢得更多的机会。
记者：最近林毅夫先生提出了新结构经济理论，他称产业升级是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但是也有批评指出，产业升级应该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应该政府去参与。您认为政府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王一鸣：如果纯粹的一个自发的过程，比如让产业发展纯粹的自发的过程，后起国家就很难去追赶，很难超越，所以我们说，是凡这种新兴的经济体，你看这种他崛起的过程当中，你看六十年代的日本、韩国，他们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其实政府都有参与，所以我们说政府适度的参与是必要的，要不你没有政府战略性的参与，你永远会是一个追随者，永远是在后面。
但是我们又很容易带来新的问题，就是政府的参与就会什么？就会扭曲市场，就会产生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政府参与一定要把握好，就是参与的方式，参与的程度，参与的形式，你一定要把握好，政府很重要的是提供充分的信息，政府制定规划，给予这种引导，但是不要去干预微观主体的行为，不要去扭曲市场，不要去破坏市场的运行，政府更重要的是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是不能给某类企业特殊的优惠，而对另一类企业给予歧视，你这样就是，对某些企业给予特别的这种政策的优惠，而另一些企业没有，他们就不会去平等的竞争。
所以企业就不会关注市场，就会关注政府怎么给他各种优惠和政策，企业怎么会有动力去创新，去提升竞争力。所以关键就是要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且政府要维持这个市场的秩序，就是要有一个法制框架来维持这个市场的秩序，我们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法制经济。政府对这种未来的增长的这种萌芽，这个在它市场化之前，比如我们一些新兴产业，对企业的一些研发，在进入市场之前，政府是可以给予必要的扶持的，这个也是符合WTO原则的，就是在进入市场以前这些环节，我可以给予必要的扶持，特别是一些萌芽型的产业，新兴的产业，企业的研发活动给予相应的支持。
比如我们企业研发可以抵扣所得税，这就是给企业的一个支持，但是在一旦进入市场以后，就不要去干预市场，破坏市场的运行机制，这就是我们说政府的合理的作用。但是政府一定要有战略性的引导，我们才能达到，按我们的预期目标，我们才能去缩短我们跟先行国家的距离。
记者：现在是换届，换届之后，您认为新一届政府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怎样，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王一鸣：新一届政府肯定会在改革开放30年既有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也说了嘛，就是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一定会去开创这种新的这个业绩，所以我想新一届政府肯定会在已有的基础上有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推进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