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施正荣没料到，大批中国光伏企业的搅局，让多晶硅价格仅两年间就从天价迅速暴跌。2010年多晶硅价格跌破了100美元/公斤，2011年更是跌破50美元/公斤，最新的价格已跌破25美元/公斤。
在蒙受了巨大损失之后，施正荣2009年关闭了薄膜电池工厂，2011年则以2亿美元的代价解除了与MEMC的长期协议。多晶硅价格的变化是施正荣进行战略部署的重要参考，随着多晶硅价格的跌幅超出预期，他的多笔投资也宣告失败。
除此之外，施正荣对人才的管理失误，也屡被提及。在尚德内部，新人和老人的矛盾，国际化人才和本土人才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尚德内部“沟通成本比其他公司多两到三倍”。
对于施正荣经营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质疑，他的下属龚学进为其辩护道：“从公司的管理、从上市公司治理角度来看，首先施总是没有这个义务的。上市公司是有限公司，是有限责任。让施总一个人全部承担，这对他来讲，不公平。”
“施总在2008年就一直在内部开会说，我要找一个CEO。200人的企业，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讲，是很有压力的。他是非职业经理人，没有大企业管理的经验。同时他是一个注重技术，注重企业产品品质的‘技术型人格’。人格有好几种，有的人是政治人格，有的人是经济人格。他是技术型人格。所以他一直想有一个职业经理人。”龚学进说。
更相信自己
尽管施正荣曾宣称自己并不是不能承受所有这些负面消息的重压，但如果说他对那些宣称他众叛亲离的质疑毫不在乎，显然也是对他的误解。当被问到他希望自己在公众面前呈现的是怎样一种形象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完美的形象。”
随后，可能考虑到如此的说法确有不妥，他修正为“真实的我”。“有人说我要面子，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同意，可能潜意识里是这样……可是我不知道有谁不要面子。”他反问。
他重视荣誉，也渴望得到认可。他会说，“我很低调”。虽然他也会得意地称，在很多国际性的场合和聚会中，他往往是在场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他举的一个例子是克林顿召集的“全球畅想”行动——但他并不是一个社交动物。
“高档的酒会，跟名人相聚，我最不愿意去。有时候喝完鸡尾酒我就会偷偷溜走，到旁边跟几个朋友喝点小酒、吃饭。那种感觉更好。”对于他而言，频繁的旅行、演讲和社交，为的是推广这个产业以及这家公司。
另一个让施正荣耿耿于怀的看法是，人们在提到他时，总会认为他过于理想主义，而欠缺商业所需的实用主义。他会责怪：“好像现在出了问题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我理想主义，没把公司管好。”
同时，他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忽视细节的人。他自认是个非常关注细节的人，也自豪于自己能够随时跟客户探讨太阳能电池的技术细节。跟随他多年的下属、如今主管着尚德5家电池与组件工厂的龙国柱说，施正荣会在到工厂转悠时一发现问题就打电话给他，甚至包括像工厂地面不干净这种事。正像很多贫苦出身而终于取得世俗成功的人一样，施正荣有着对自己的强烈信念，而不是对他人或外部力量。他更相信自己。他曾无意中提及：“从小到大，有很多人问过我，你有没有偶像……我没有偶像。你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