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光伏产业比较困难，主要是因为暂时性的产能过剩，我国光伏产业的过度投资，造成了目前光伏产能两倍于市场需求，而产能过剩的结果是恶性竞争、恐慌式的降价和抛售。光伏产业最早在欧美发展起来，后来由于中国光伏企业的介入，使得欧美的企业很快失去竞争优势，它们靠技术进步也不能取得比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就开始采取贸易保护，采取对中国光伏企业进行双反调查。美国应该可以了这一调查并做出了初步裁决，如果一旦欧洲对我国光伏产业也实施双反调查，征收高额关税，这对于我国的光伏产业将是致命打击。
第四，政策和体制方面的瓶颈。目前我国的电网是垄断的，而这种垄断的电网体制并没有考虑兼容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太阳能不是成本问题，目前每度电的电价是1 .2元，如果个人投资发电厂，发电自用，或者其他人到我们屋顶投资，把发的电直接卖给个人，而不通过电网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有利可图，用户没有多付一分钱，政府没有投资也多拿出一分钱补贴，实际的结果实现了节能减排，解决了能源需求。像国外已经有这方面的实践，个人自己发电自己使用，余量的卖出去，个人就成为小的发电商。
但是，目前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瓶颈是发的电必须要通过电网公司。事实上，如果不改变这种垄断的局面，任何致力于新能源发展、电力改革的方案都会遭遇“胎死腹中”。
据了解，目前国内电站建设拥在西部一哄而上，由于电网接入能力有限，开始重蹈风电的发展老路，出现大量“窝电”，大量项目完工后无法收回账款，投资回报循环梗阻，给光伏制造企业的现金流增加了巨大压力。
电网体制亟待改革
在2010年之前，由于海外市场火暴，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内外市场不平衡问题并未暴露。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不景气，加之光伏产业严重产能过剩，光伏企业的生存已经成为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施正荣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进行电网体制改革，打破垄断，“要想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生新能源革命必须打破目前的电网体制和机制。”
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光伏产业发展良好，有可供中国借鉴的地方。它们的政策出台非常确定，并且会有个时间段，一旦政策出台后，一般有两年的时间预备，这样一来市场慢慢增长。日本从1994年开始，市场就一直在增长，政府在统筹总量、补贴，使得投资者也有利可图。德国政府对光伏产业也进行了十年的规划，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发现发电成本下降很快，政策及时调整，使得各方的利益比较均衡，市场仍然比较稳定。美国对光伏产业采用30%的退税，这个政策到2016年，也促进了光伏产业的发展。在目前市场低迷、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更加需要对光伏产业的发展有长期的系统性的规划和统筹。
施正荣表示，中国的光伏产业出现生存危机，大家都是在熬着和盼望着。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恰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好时机，可以适时出台一些政策来规范市场，让中国的光伏产业继续引领世界潮流。因此，目前光伏产业的危机或许也是机会，可以趁机开辟国内市场。十年前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更多的是靠欧美市场的拉动，才使得光伏技术不断进步、发电成本不断降低，现在应该通过出台一些政策来规范市场，趁机打造中国新的能源结构，或许是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抑或政府虽然意识到中国的光伏产业在国外遭受围追堵截，但是一直也没有实质性的措施出台。
我国为促进光伏发电产业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光伏发电技术在各类领域的示范应用及关键技术产业化的具体行动，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纳入金太阳示范工程的项目原则上按光伏发电系统及其配套输配电工程总投资的50%给予补助，偏远无电地区的独立光伏发电系统按总投资的70%给予补助。施正荣表示，这是短期行为，更多的是针对商业屋顶、居民屋顶，对于补贴没有科学的计算方法，存在补贴太高和补贴不能及时到位的问题。
施正荣建议，在节能减排压力如此之大、能源危机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政府应从国家能源战略角度来考虑中国光伏产业，而不是单纯作为一个普通制造业来看待。“同时，上网难问题只有电价而没有实施细则，因此需要落实具体操作细则；”针对支持政策，施正荣则建议抓紧落实自给式太阳能等新能源产品进入公共设施和家庭的支持政策，甚至推动相关立法。一可有效推动光伏发电技术的终端应用，二可解决高负荷地区（如华东、华南、京津唐）的高峰用电，三可减轻西部“窝电”问题，四可减轻政府的财政补贴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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