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政府即将于7月推行饱受争议的碳税，对全国500家企业征收，每吨23澳元(约合22.6美元)的碳排放价格将使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碳排放代价最高的国家。鉴于澳大利亚光伏技术国际领先且太阳能资源丰富，光伏产业预计将成为碳税等相关政策的重要受益者。
以碳税落实为标志，工党政府事实上已构筑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清洁能源发展激励制度网络，这将加速工党政府“绿色经济”施政思路落实。可能对澳大利亚光伏产业和各经济部门产生革命性影响，并可能使中澳光伏技术和产业合作迎来空前有利的局面。
在推出碳税之前，工党政府以“清洁21世纪”战略为抓手，试图促进制造业走上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之路。政府推出包括12亿澳元(约合11.8亿美元)清洁技术计划在内的系列政策，为研发和应用清洁能源技术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和资助。
根据相关政策，政府对积极研发清洁能源的企业给予40%至45%的税收抵免优惠，对研发应用清洁能源得力的制造商则给予直接资金补贴。
如果说碳税构成企业和家庭使用光伏产品的外在压力的话，那么“清洁21世纪”战略则为各经济部门注入了研发和应用光伏产品的内在动力。显然，工党政府正努力从光伏等清洁能源产品的供应端和需求端同时发力，其政策辐射作用着实可观。
澳大利亚太阳能材料技术提供商Dyesol有限公司总裁西尔维亚·塔洛克告诉记者，有政府的激励政策，预计澳大利亚企业界将更多谋求减少碳排放，并更多选择安装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设备。今后数年，预计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域将迎来更多投资。
塔洛克认为，这将刺激光伏技术市场繁荣。据市场咨询商“纳米市场”估算，到2016年，澳建筑物用光伏产品市场规模预计会达到64亿澳元(62.9亿美元)，可以说市场前景广阔。
展望澳大利亚太阳能利用前景，澳大利亚太阳能协会首席执行官约翰·格里姆斯指出，国际能源机构曾预测，到2020年，光伏发电占澳大利亚发电量的比率可能从现有的1%提高至5%。但受今后政策因素等影响，这个预测可能较为保守。
谈到中澳之间在光伏领域的合作，格里姆斯指出，尽管国情不同，与澳大利亚一样，中国同样正在致力于减少碳排放。到2020年，中国单位G D 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到45%，并将这一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他认为，这种“绿色经济”的共有思路和政策，将构成中澳间今后扩大光伏领域合作的重要纽带。
中澳两国光伏产业不仅在技术、市场、投资等领域具备天然的共生性，业界人员互动方面也具有极深的渊源。譬如，尚德的创办人施正荣就毕业于新南威尔士大学，且已经取得澳公民身份。另外，据格里姆斯介绍，不少澳大利亚高校的毕业生在晶澳太阳能公司、英利集团、中电光伏和江西赛维集团等中国光伏企业任职。
尽管两国光伏产业合作已十分密切，格里姆斯仍认为，中澳光伏产业融合程度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今后升级潜力巨大。他举例说，近年来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已经是世界头号风力涡轮生产商，全球十大光伏设备制造商中的7家来自中国。而相对而言，澳大利亚缺乏合适的项目来承载投资，国内光伏产业规模有限。中澳双方可在产业发展方面共同探讨破题之道。
分析双方各自优势，格里姆斯判断，在光伏产业合作中，中国在技术研发、行业标准和可再生能源目标制定方面需继续向澳方学习；而澳大利亚则需在技术商业化、施政优先顺序和政府战略投资方面多向中方借鉴经验。由于双方在地缘、人缘、技术、市场方面的巨大互补性，以及碳税新政所发挥的辐射作用，将有力推动澳大利亚光伏产业进一步做大，并可能推动中澳光伏产业结成某种战略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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