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举例指出，“在国际上，我们认为减排二氧化碳的指标不公，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国内也同样，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地区，在历史上排放就比落后地区多得多。现在，即使是落后地区，也要求减少同样标准的排放。”
“现在，地方对此意见大了去了。只不过大部分不敢说，有敢说的也就表示自己做不到。谁敢对北京、上海说三道四？即使是国家发改委这样的部门，现在谁又敢对北京、上海下命令？地方最大的争议就在这个地方。”何祚庥说。
“现在各个地方一定要保证节能指标的实现，完不成目标就要地方长官问责，地方长官就把民用电停了。”他认为，我国把节能的潜力估计得过大、过急了，“所以，部分地方为了完成指标就搞拉闸限电，把限电和节电混为一谈，或在指标上作假。”
在何祚庥看来，我国对能源使用效率的测算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有数据指出，2010年我国GDP为世界总量的9.5%，能源消费总量占世界总能耗的19.5%，GDP能耗已经高出世界水平一倍，是日本的4.9倍。如果按国际通行的购买力平价测算，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总量约为18%。这意味着，我国能源效率提高了一倍。
与能源指标分配相关的还有技术问题。姜克隽表示，现在各省区市报上来的数和国家能源局的数差距不小，“如果总量目标分配到省的话，比如北京从华北电网大规模调电，调的电怎么算？北京自己发电只占用电量的1/3，其他2/3要从周边如河北和内蒙古的电厂调过来。这部分电煤是算在河北、内蒙古的头上，还是北京的头上？”在其看来，要制定合理的算法，“不能说内蒙古发的电给了北京，还是全部算到内蒙古煤炭消耗的指标上。”
李俊峰表示，能源规划的制定之所以不断征求地方的意见，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地方，而不是中央。一项政策的出台，要尽量让地方支持。这样才能落实。”
行业发展的空间争取
在能源指标的分配上，各地寻求更大份额的同时，行业之间的竞争也逐渐摆上台面。
日本福岛核泄漏危机后，国务院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这被认为是可再生能源加大发展的机遇。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认为，如果国家核能发展受到影响，则可以加快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建设。他建议，风电规划的2015年目标，可以从7000万千瓦装机目标，提高到1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可以从原先规划预定的500万千瓦，调高到1000万千瓦。
水电也进一步跟进。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表示，如果太阳能和风电加快投资，则抽水蓄能电站也要跟上，“在目前的情况下，水电适当加快是可以做到的。”
就在其业界分别猜测核电发展是否会因此放慢速度，并纷纷提高目标期望时，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明在多个场合表示，核电装机容量在2015年达到或超过4000万千瓦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姜克隽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这一说法，“2015年4000万千瓦装机容量肯定能达到，因为核电的建设周期最快五年，现在已经全部开工。福岛事故对2015年的核电装机容量没有影响，影响的是2015年之后到2020年的装机容量。”在其看来，即使是到2020年装机容量达到7000万～8000万千瓦的目标也没有多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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