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9年我们就在中国挑选光伏电站进行投资，如今连一座光伏电站都没投成。”第一能源公司中国区负责人杨洪涛在青岛一座太阳能电站落成典礼上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第一能源公司是一家专业投资光伏电站的海外投资企业，在美国、南非成功投资多家光伏电站。因强烈看好中国光伏市场，杨洪涛两年多前被派来中国“淘金”，但大江南北奔波下来，相中的电站不少，却因并网、电价等因素导致投资遇阻。
2009年6月，杨洪涛看中了河北一座聚光光伏电站，很快就与这家民营光伏企业签订了意向投资协议，当地政府也提供了多种支持政策。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杨洪涛没有料到，一个“绊脚石”——并网电价让投资卡了壳。
杨洪涛的逻辑很简单，只有明确了光伏电站的并网电价，才能根据装机容量和利用小时数测算出年度售电收入，核算投资回报率。第一能源的资金来源包括海外退休基金、养老基金等，不求很高的年收益率，但厌恶风险，因此必须明确电价以确定是否亏损，否则，第一能源不可能先把钱掏出来。
该民企负责人一面对杨洪涛软磨硬泡，一面积极向各级政府申请。由于光伏电站并网电价由发改委核准，加上该电站装机容量较大，需要地方发改委上报国家发改委核准。而我国未出台光伏电站并网标杆电价，除了特许权招标项目外，具体某个电站的电价只能“一站一核”，这往往很难实施。
眼看电价一年多都没批下来，该民企负责人急了。他最近一次与杨洪涛联系时提出，公司已与当地政府达成一致，如果第一能源先把电站投资资金打过来，当地政府就立即出具该电站实施1.25元/千瓦时保底电价的函。杨洪涛不为所动，没有正式并网电价且不说，若电价为1.25元/千瓦时，投资成本相对高一些的聚光发电电站就可能成为“鸡肋”了。
耐人寻味的是，近年来，包括光伏等新能源电站建设项目大量集中到国企手中。2010年举行的第二轮光伏电站特许权招标项目中，所有13个项目均由国企以最低价中标。由于民资和外资报出的并网电价偏高，而国企能不计成本报出低价，国企自然大量中标，“亏不起”的民资和外资处境尴尬不难理解。
并网也是光伏电站的“老大难”。杨洪涛发现，一是并网手续繁杂，二是即使当地政府能协助电站并网，但因当地电网掌握电力调度，光伏电站发电受“歧视”并不罕见。尽管修订后的《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保证电网对新能源发电的全额收购，但如果真的被“调控”，光伏电站往往只能忍了，整体盈利自然受影响。
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吴达成看来，民资或外资投资光伏电站遇阻并非个例，有的因为上报电价过高不能获批，有的困于并网及调度难题。但这并非只有民资或外资才会遇到，青海等地的国企光伏电站同样存在因并网难而停滞的现象，这些问题有望在持持政策完善和电网建设推进的过程中逐步解决。
吴达成认为，对于光伏及其他新能源产业，目前政策并未排斥民资或外资参与，但不妨通过政策调动民资、外资的积极性，只有多样化资本“各显神通”，在新兴产业发展初期进行风险分担、优势互补，产业发展才能事半功倍。
业内人士也认为，尽管国企拥有资金优势和较高的风险承担能力，但在技术、经验及市场化运作方面不及部分民资或外资企业，如果光伏电站投资属性过于单一，光伏电站技术进步很可能放缓，甚至因行业风险过于集中而被放大。
目前，杨洪涛与这家民企负责人都在焦急等待中。而专家预测，我国近期出台光伏并网电价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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