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多晶硅概念在本届夏季达沃斯上再掀热潮。不过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近期太阳能光伏发电电池板的主要原料多晶硅售价大幅上涨，使得光伏成本压力过大，而之前国家能源局第二批光伏电站特许权招标曝出的过低中标价，让许多民企吃不消。一些民营企业在达沃斯上直呼招标电价太低。
事实上，因国内需求有限，依靠国家政策起步的民营企业在2004年无奈赴海外发展，却创出暴富神话。如今，中国光伏设备制造业已占全球40%的市场份额，但国内消纳能力仅5%。国际市场不可能无限制扩张，民营企业迫切需要回归国内市场。然而，在国内光伏市场刚刚启动、产业政策趋于明确之际，如何破解成本居高不下、撞开光伏招标的资金以及其他无形门槛，成为现今要解决的问题。
特许招标
国家欲破光伏价格谜局
近日，装机总容量达280兆瓦的国家能源局第二批光伏电站特许权招标结果落槌定音，13个招标项目中最高中标电价为0.9907元/千瓦时，远低于一年前的第一批招标。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场考试的考生并非手持答卷的‘国字头’主角，而是打着‘民’字旗号的设备制造企业，因为光伏电价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光伏组件的价格。”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太阳能学会秘书长孟宪淦说。
太阳能被称为地球上蕴藏最丰富的能源，据统计，人类所需要的能源总量大约为130亿千瓦，地球上蕴含的风能、潮汐能总量不足100亿千瓦，地热能约120亿千瓦，而太阳能总量约为120万亿千瓦。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是利用太阳电池半导体材料的光伏效应，将太阳光辐射能直接转换为电能的一种新型发电系统，有独立运行和并网运行两种方式。独立运行主要用于乡村用电、道路照明领域，欧洲的“百万屋顶”计划是鼓励普通居民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直接发电，也属于独立运行的范围。并网运行是指将大规模光伏电站所生产的电力并入电网，经电网调节后再通过电网输送给网内的电力用户，这是我国一直力推的项目，也是本次招标的内容。
根据第二轮光伏特许权招标曝光的报价表显示，所有项目的最低价均跌破1元/千瓦时，大部分投标企业的报价是0.6-0.8元/千瓦时，央企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更是两次投出0.6101元/千瓦时的全场最低电价，这一价格逼近目前的内陆风电上网电价，低于去年1.09元/千瓦时的中标价水平。
对此，大部分民企表示“中标价格偏低”，无锡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施正荣在此前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更是用“很失望”表露出了对本次招标结果的不满。然而，这样的结果似乎早在国家能源局的意料之中。
“这样的价格是企业自觉自愿的，不应受到过多的诟病。” 孟宪淦向本报记者透露，早在竞标前，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就曾在各种会议上多次表示，光电价格太贵，即便降到1元/千瓦时还是太贵，七八毛才是合适价位。孟宪淦说，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一报价也并非现货，而是约两年后的期货，2009年国内大批光伏企业曾发表“洛阳宣言”，称在2012年把光电价格降到1元以下，从这个角度来看，1元以下的价格是符合预期的。
1元以下的低价造成了几家欢喜几家愁。尽管国内光伏组件制造业起步较早，但是光伏发电产业从无到有仅经历了一年时间，期间国家发改委虽多次出台上网电价调整标准，但国内合理的上网电价究竟是多少，一直被认为是个无人知晓的谜局。
截至目前，国家能源局已公布了生物质能发电的标杆上网电价，从传统能源到新能源，只有光伏发电价格尚未形成标杆。
孟宪淦认为，目前国内的风电和光伏电力市场大幅度开启的关键点就卡在上网电价上，一方面，以现行的上网电价计算，目前的价格补偿机制难以承受更大规模的光伏建设，另一方面，成本和利润的合理也是市场规范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所谓特许权招标，就是国家进行价格摸底的一个重要手段。2009年国家能源局对甘肃省敦煌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进行特许权招标。在该次招标中，虽然中广核1.09元的“理性价位”成为赢家，但是由国投电力与英利绿色能源联合体报出的被认为是“违反市场规则”的0.69元价格也被特批获得了另一项目。国家对于从高到低的价格照单全收体现了价格摸底的意图。
而本月初，在招标结果未公布前，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在公开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本次招标维持最低价中标规则不变。史立山说，“国家通过第二批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招标，也是想再试探一下，看这一次招标结果，如果电价能降下来，也比较合理，企业也能实现一定盈利，后续类似的大规模招标才有可能启动，国内光伏产业发展才可能加快”。
“目前大家技术都差不多，决定谁能胜出的因素主要是价格。”史立山表示，中国太阳能光伏市场能不能打开，关键是看光伏电价能不能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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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助推光伏业起步
无论是价格谜局的破题，还是光伏产业的从无到有，政府一直在幕后担任着总导演的角色，主角则是民营企业。
2010年8月，在保定开发区内占地面积1600多亩的英利集团像一只上满了发条的闹钟，1.1万名员工忙着交付世界杯上“中国英利”4字中文广告带来的巨额订单。
“英利是光伏产业中的国家队。”从管委会主任退休后任英利集团首席战略官的马学禄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回忆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英利的扶持。
1997年，作为保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马学禄对于开发区发展新能源的目标仍找不到方向。经过与英利董事长苗连生的几次交流，双方共同看准了太阳能光伏产业。1998年管委会旗下的保定高新区发展有限公司以国有身份正式与英利公司合资，成立了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公司采用国有控股、民营机制。
获得国有身份的英利公司立刻得到了国家的支持。“2000年，国家计委正式批准英利3兆瓦太阳能光伏项目为重大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工程，并给予2000万元资金支持。2000万元对于目前拥有150亿元年产值和1万多名员工的英利来说并非大事，但在当时却是一笔不可缺少的启动资金。”马学禄称，获得批准和资金后，英利的光伏项目得以正式开工建设，并在2001年投产，员工100多人。
到2004年，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启动二期扩建工程，产能由3兆瓦迅速发展至100兆瓦。正当企业步入正轨开始高速发展前夕，作为国资控股方的高新区发展有限公司果断退出。马学禄介绍，当时保定市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一致认为，企业孵化工作已经完成，国有资产和管理撤出更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国资撤出后，英利的发展不但没有减速反而通过获得海外资产实现跨越式发展，至2006年产能已增加4倍，并于次年成功在纽交所主板上市。
在光伏行业获得政府“保送”待遇的并非英利一家。国内另一家民营光伏巨头无锡尚德也走了这一发展路线，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无锡模式”。2000年，澳大利亚籍华人博士施正荣回国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怀揣着一份200多页的可行性报告跑遍上海、大连、杭州等地，寻找愿意出资800万美元的投资人。无锡市政府成了施正荣的伯乐。果断出资，并委任施正荣为总经理，给予25%的股份。在政府的敦促下，小天鹅集团、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等8家当地企业成了第一批股东。最后项目获得了成功，无锡市政府也适时退出国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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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搭上国际需求头班车
如果说英利和尚德两家企业走上光伏产业道路是出于创业者和地方政府明智的预判，那么时隔一年，国内光伏产业就正式迎来了国家级的政策推动。2001年，中国光伏产业的产能还不足1兆瓦，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委推出了“光明工程项目”。孟宪淦回忆，当时政府财政拨出了几十亿元资金用于山区的分布式发电建设。
“事实上，这一项目的长远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中国偏远山区的用电难题，更为中国光伏产业的起步拉开了大幕。”孟宪淦说，发展到2003年，中国光伏产能已达到13兆瓦。
孟宪淦介绍，本世纪初民间资本已初具规模，而国内传统产业已趋于饱和，民间资本缺乏出路，在国家释放利好信号的前提下，新能源产业成了民间资本投资的全新兴奋点。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国内市场大幅度开启仍遥遥无期，即使是2003年的13兆瓦产能，仍不具有任何吸引力，所以民间资本成了起步之初产业布局的主角，也就逐渐定格为中国光伏产业的主角。而这一批企业的提前布局，也为此后迎接国际市场打下了基础。
2003年底，随着送电到乡工程逐步落实，国内需求开始减弱，而此时一大批光伏设备制造企业正在急剧扩张产能。高额的成本使国家无力像欧洲那样通过国家政策来扶持光伏发电行业，英利、尚德等第一批民营企业遇到了短暂的发展瓶颈。
等待并不漫长。2004年德国出台了强制上网电价政策，而后欧洲和美国相继推出了太阳能屋顶计划和光伏并网政策，需求增速超过200%，给这批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商机。当年，无锡尚德的营销出现爆发式增长。也就在当年12月15日，无锡尚德成功登陆纽交所，当天融资规模达4亿美元，而公司市值也达到30亿美元，不仅开创了民营企业直接登陆纽交所的先河，也创下了内地民营企业融资神话。
这一财富神话让国内的民营资本尝到了甜头。2004年至2006年，中国光伏组件行业出现井喷式发展，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占据较大份额。中投顾问新能源行业首席研究员姜谦认为，中国民营光伏组件产业在国际上得以成功，不仅在于中国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低廉，更在于在国外需求出现大幅增长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比中国企业更快地组织大规模人力物力来扩大产能。“当时的光伏组件行业可以说是一个暴利行业，投资三年即可收回成本，这在其他行业是无法想象的。”孟宪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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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国内市场需破多重门槛
截至2009年，中国的光伏设备制造业占据了全球市场40%的份额，而国内的消纳能力仅有这些产品的5%。“与其说是国家政策滞后，不如说这个产业发展过快。”孟宪淦说。
2006年以前，每瓦接近5美元的高价光电仅仅是发达国家的游戏，然而光伏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超过国家预期，通过2009年第一批光伏电站特许权招标的试水，以上规划被及时调整。孟宪淦透露，目前国务院已经原则通过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规划中新能源产业被列为七大产业之一。对于太阳能光伏的发展，该规划也将三年前的目标提高了10倍，提出到2020年中国光伏发电装机总量将达到2万兆瓦。
孟宪淦认为，今年以来中国的光伏产业政策正趋于完善和明确。今年1月召开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也给了光伏一个“正名”式的说法：科学规划、适度发展、启动国内太阳能发电市场。
发展目标既已明确，下一步就是发展路线问题。第二批光伏招标的规则为：竞标公司需为每个标的缴纳500万元保证金，抵押时长14个月，而且公司必须具备10%的项目资本金，并在公司融资方案中保证30%的自有资金。这一条被称为是民企进入的“玻璃门”。
“以现阶段仍然高额的光伏成本来看，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项目必须由国家来主导实施，而央企作为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更加便于政府主导。现实地说，现在作为下游的光伏发电行业也不是一个适合民间资本的行业。”孟宪淦称，从目前中标价格来看，企业的投资回收期长达25年，从国家角度来看，是为了保持行业的稳定。从英利、尚德等一批龙头企业改变去年招标中与央企组建联合体的方式，转而选择退居二线，专心做捆绑的设备提供商也可看出，此次280兆瓦项目仍然存在一定的盈利风险，民营企业不适合急于试水。
“低价中标所透露的另一个信号是国家对于正在无序淘金的社会资本进行警示。这样的中标价格是说谁有技术谁留下，只有少数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能做到如此低价，而那些单纯的原料加工企业谋求暴利的道路在国内已行不通。” 孟宪淦预测，“中国光伏产业高速发展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显现，国内市场刚刚启动，国际市场规模有限，不可能无限扩张，未来一两年这一行业将面临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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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10年发展历程
2001国家推出“光明工程计划”，旨在通过光伏发电解决偏远山区用电问题。
2003英利、无锡尚德相继投产，成为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的光伏组件生产企业。
2004德国出台光伏并网政策，中国光伏组件出口激增。
2004无锡尚德成功登陆纽交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在海外上市的民营新能源企业。
2005《可再生能源法》通过，鼓励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2007《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提出到2020年光伏总装机容量实现2000兆瓦。
2008《可再生能源法》修订案提出可再生能源补贴标准，即用户每使用1度电需支付1厘钱，现为4厘钱。
2009国家开始实施“金太阳”工程，对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给予50%或以上的投资补助。
2009国家能源局实施了甘肃省第一批光伏发电项目特许权招标，总装机容量为10兆瓦。
2010“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光伏产业定位：科学规划、适度发展、启动国内太阳能发电市场。
2010国家能源局实施第二次光伏发电项目特许权招标，中国光伏电价进入1元时代。
2010中国五大民营光伏企业获得了国家贷款支持，此举被美国指责为违反WTO规则。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009/16/27343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