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程去美国参加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之前，4月底，我给巴菲特的忠实追随者、常居硅谷的段永平发了封邮件，问他对新能源产业是否有关注——我的逻辑是既然巴菲特都大张旗鼓地投了造电动车的比亚迪，那么你呢？但段简单地回应道：没有。
5月4日，当我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星巴克跟段永平小坐，跟他谈起我前日在股东大会上见到今年大会的新星比亚迪如何受到瞩目与热议，段仍然淡淡地说，这不过是巴菲特买老搭档芒格一个面子，芒格执意要投，于是老巴甘愿冒失败的风险试试看。投资电动车、新能源这样的高科技、新兴产业，其实有违巴菲特的投资准则。
段永平是求新求变的硅谷的一个异数。
在接下来在硅谷逗留的几天里，我能强烈地感到，即便经济仍在寒冬，即便硅谷不少公司倒闭、裁员，失业率在4月份已突破10%(在美国失业率平均水准之上)，但硅谷依然在奋力地领产业风气之先。除了今年以来大热的Twitter、大卖的Kindle这些关乎Web2.0的产品与模式，硅谷最活跃的产业神经，就是新能源。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提出“网络新政”和“信息高速公路”之后，硅谷的脉搏又一次跟华盛顿的搭在了一起。
新能源是奥巴马政府在产业方面打出的一张重牌。不管是短期提升就业率、还是长期解决美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拓展新兴市场，甚至重塑美国的全球道德形象，新能源似乎都可以引领美国走上新高地。而加州、硅谷，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充沛的太阳能与风能)、众所周知的创新优势，理所当然成为美国新能源产业的地标之一。在新能源产业中的几个热点领域：如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电动车等，硅谷的新创公司层出不穷。
但这一切并非纯然的简单与热烈。
本来，于产业本身逻辑而言，从政策启动到市场与商业模式成熟，新能源企业就都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要跋涉，何况新能源并不能自外于经济危机。当新能源从业者终于“等来了奥巴马”，2009依旧不会是一个乐观的年份。
短短三天的走访，从硅谷新创光伏企业到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从中国企业尚德的北美总部到能源基金会，从了解宏大无比的Better Place蓝图到探访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我所见识与触摸的，不过是美国新能源图景的一鳞半爪。但变化确实在发生。至少两年前，你在硅谷可见不到普锐斯(丰田的混合动力车)像今天这么普及。
依然僵冻的政策市
“今年是非常困难、却很有意思的一年。”这是Polly Shaw坐定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Polly Shaw是尚德美国公司对外关系的负责人。由于她下午两点要跟另几家光能企业一起去跟旧金山市长做个项目谈判，我们只好抓紧午饭时间在尚德办公地点附近的一处中式快餐店里聊一会。
Polly曾在加州政府里从事过跟太阳能产业相关的工作，也参与过中美能源合作项目，可谓代表尚德拓展美国本地政府关系的理想人选。她说，尽管去年10月美国延续了光伏投资减免税政策(Investment Tax Credit，ITC)，今年2月将近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又将有几百亿美元用于新能源发展(跟太阳能产业相关的差不多有60亿美元)，但是与此相关的具体实施政策并不清晰、各项产业新标准也还没出台，而这些规定与标准的制订将直接影响到相关企业的利益。所以，现在各光伏企业、行业委员会、研究机构都在加紧对各州和联邦政府进行游说工作，提出实施建议。Polly正是尚德在这方面的代表。
“大概到九、十月份，这笔钱到底怎么分配，就应该有所决定，所以这段时间对我们很重要。”
眼下跟尚德相关度较高的一大争议是经济刺激计划中所附的“买美国货”(Buy American Act)条款，该条款规定刺激计划中的联邦资金只能投入“买美国货”项目。
在跟Polly谈话前，尚德首席战略官、也是尚德全球销售与市场的负责人Steven Chan向我承认，尚德最近在美国市场上已遇到Buy American Act的冷风而受阻，他估计，美国国内光伏市场可能有15%-20%都会受到该条款制约。
尚德不是孤例。前一天，E Village Solar的董事长Jane Wu也跟我说，这两个月不少太阳能工程都停了下来，因为不知如何是好。固然，用美国制造，就容易拿到财政资助，但是，Jane Wu抗议道，“现实中，我们买不到那么多美国制造。而且美国品牌不一定就真的是美国制造，这个标签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率问题。”
Polly的态度没那么激烈，她表示，现在去评价这事对美国太阳能产业的影响还为时过早，因为该条款具体怎么执行、在哪些领域执行，实际上现在在美国国内还未有定论，各种游说力量还在表达关注、争取利益。“政府对公共资金的使用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肯定还要有几个月的困扰期。”
“这几个月对美国新能源企业来说非常关键，一定要非常有策略，”Jane Wu说，“对中国公司来说，一是要跟大公司联盟，二是应在美国投资建厂，现在是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最好时机。”她说她在2008年年底离开中国光伏企业晶澳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促成晶澳和BP的合作，双方计划在未来五年里共同开发和推广它们的部分太阳能光伏产品组合。
而在美国建厂已提到尚德的日程上。为了更快进入美国市场，尚德从2008年以来，已在美国完成了一起收购、跟美国基金做了一家合资公司。现在准备建厂主要是为了规避Buy American Act,增加尚德在美国市场拿合同的竞争力。Steven Chan透露说，美国工厂的规模会比较小，比如产能可能只有50个兆瓦，相当于中国工厂产能的二十分之一。他说，尚德现在还正在物色投资地，地方政府引资招商的优惠力度很大，“比如说如果尚德要花3000万美元建厂，有的地方政府说它能补贴给我2000万。”
但Steven用Frozen(冰冻、僵住)来形容当下的市场参与者，说大家基本都还是在观望、等待状态中，等等看政府那几十亿美元怎么个用法。“现在只能说比过去半年有所好转，但要想真正有大笔现金收入可能得到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后年去了。”
“现在市场启动比较慢，主要是由信贷市场紧缩引起的。”硅谷太阳能企业Sierra Solar Power的创始人兼CEO徐征说。Sierra Solar成立时间才两年，但现在已完成两轮融资，是硅谷较为瞩目的新兴光伏企业。他说，从用户角度说，现在很难从银行贷到款，故无力购买太阳能组件；从厂商角度说，联邦政府ITC中允诺的30%投资可以由将来企业所得税来减免，也基本是一个空头，因为企业第一年根本就赚不到钱。不过徐又补充，针对现在这个30%的“空头”，美国政府已规定如果企业建的太阳能电厂能在2012年前并网启动，那么企业可以放弃日后30%的所得税减免而向政府直接申请这笔拨款。另外，市场上更流行的做法是企业去找Tax equity partner，太阳能企业可以把自己的减免税配额跟这样的合作伙伴(一般是银行)的现金做交换。
“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推动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简称RPS)，现在美国只是28个州各有各的RPS，标准不一。”在结束跟我的谈话、急匆匆赶向市长办公室之前，Polly如此总结。无疑，一旦联邦层面的RPS出台，包括尚德在内的新能源企业的市场空间将空前广阔。她赞赏中国在这方面的积极态度、统一意志——中国官方公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称，中国将在2020年前使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达到16%。
商业模式之试
徐征在他快45岁的时候决定跳出既有轨道。
过去，他跟随半导体产业的全球佼佼者—应用材料公司走过了半导体产业最好的十年。1990年代初，他刚到应用材料来时，这家公司不过五六亿美元的营业额、两三千员工，而现在员工总数已近三万，营业额也翻到了100亿美元。徐征本人，则做到了华人在美国半导体企业中的最高位置：应用材料的副总裁。
“2000年后，我所掌管的业务线尽管还赚钱，但基本不再发展了。从产业的角度，半导体即便不能说是夕阳工业，但也到了下午。从公司的角度，我们的市场份额已有73%，未来的唯一可能就是份额下降，不可能再往上走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枯燥无聊的事。于是我就想看看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好做。”
于是就有了2007年太阳能企业Sierra Solar的诞生，专做多晶硅薄膜。
徐征只是硅谷庞大的半导体“转业大军”中的一员。略微让他后悔的一点是，他转得晚了些。Sierra Solar刚成立后不久，他就觉得硅谷里的前后左右搞多晶硅好像搞疯了，家庭主妇们在饭桌上都在谈多晶硅。“就像互联网泡沫时，家庭主妇们都在谈思科股票——但凡某个行业或者企业成为家庭茶余饭后的谈资，that’s too late。那时我就知道多晶硅这玩意儿肯定要崩溃。”
结果崩溃的不只是多晶硅。整个世界经济都溃了。徐征从应用材料辞职时，VC们一听是他要创业，都纷纷示好、主动投钱，第一轮融资相当迅捷，而2008年Sierra Solar第二轮融资时，VC开始投之以挑剔的眼光。
为了顺应低迷经济、多晶硅价格的暴跌，当然，还有VC的要求，徐征团队不得不将Sierra Solar的商业模式做了极大变动。“两年前对市场的判断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如果还按原来的路子走，我们现在会非常惨。”
不过，徐征不愿就新商业模式透露更具体的信息，只表示将以美国和中国两条腿走路，除了继续在美国制造，还正在跟国内某地谈建厂机会。徐征的判断是，加州未来一年的光伏市场仍然会很疲软，没有必要盲目扩充生产线，但又必须做好市场一旦爆发的准备。“我们会在产能积压和市场机会之间寻求一个平衡，或者寻找一些战略伙伴。”
当下，光伏企业商业模式出现的一大变化是，美国第一大太阳能企业First Solar以及尚德眼下纷纷由上游的制造商往下游的开发商转型，以更紧密地贴近并掌握最终用户。对此，徐征认为该模式并非没有成功可能，但对公司管理与策略水平挑战性极大。他举GE的例子。GE做蒸汽发电机组，曾以为凭借自己掌握该项核心技术完全可以自己建电厂自己卖电，于是从设备制造领域进入电产业领域，结果发现自己不但没法跟那些电力公司竞争，而且还把自己客户得罪了，只好又退回来安于做电力公司的供应商。“垂直整合将导致公司战线拉长，使内部管理与交易成本上升、效率下降。”这是徐征的一个基本观点。
但IBM商业模式在漫长的IT发展史中的成功蜕变，却又从另一个方向证明商业中没有什么不可能。既然IBM能由“硬”到“软”，从一个大型计算机提供商逐渐演变为个人计算机的推动者、再演变为整体解决方案与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谁说太阳能产业里的尚德或者First Solar将来一定还是一家制造企业？徐征承认，在新能源这场游戏里，大家其实都是新玩家，所以产业分工与格局将来还会有较大变数，所谓的商业模式都还在不断调试中；特别是因为能源市场的特殊性，各个国家的政府管制与市场结合的方式不一样，新能源产业里的商业模式将会极具本地色彩。
不过无论如何，类似徐征那样的“战线拉长有损效率”的担忧对尚德不无参考价值。美国业内有评价认为，尚德现在有资源过于分散的风险，它涉及的每一个细分领域：从太阳能面板到非晶硅薄膜、从制造到组装，都不乏强大竞争对手。对此，尚德首席战略官Steven Chan说，这是一个trade off(权衡、取舍)。他称，为了尽快打开美国市场，有必要去承担一定风险，再说，现在下游开发组装的边际利润率比上游制造要高，何乐而不为？Steven表示，接下来，尚德在另一个太阳能重要市场西班牙，也会有类似的竞争策略推出。
关于新能源企业的商业模式，更大的争议恐怕还是在智能电网和电动车领域里。其中，声称要为未来全球电动车使用者提供全套电池服务的Better Place，其模式的争议性跟其受瞩目的程度成正比。
5月6日，我在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科学礼堂的一个有关储能的会上，见到了Better Place负责跟公用事业大公司建立战略性关系的Sven Theson。正在全球25个国家推广电动车充电站建设的Better Place,正需要这么一位口才与激情俱佳的沟通人才来极力地推广其设想与模式。在会议现场，他以手机为例，说明20年间，这款曾经价格昂贵得无法普及的通讯产品怎么变成现场诸位人手一机。“这就是电动车的今天与未来。”他说。Better Place认为，把电动车跟电池的拥有权分离，会极大降低电动车的使用门槛。具体模式是，用户拥有车，而Better Place负责跟电池有关的一切，包括电池提供、充电、换取、升级，靠向用户销售“电里”(electric miles)获取收益。也就是说，Better Place相当于今天的加油站，也有点像电信运营商，你可以从运营商那得到一个免费的手机来用，但前提是必须签约成为它的长期用户。
建立仅仅两年的Better Place是一个年轻的梦想，却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其复杂庞大系统性主要体现在它需要在各国各地说服政府让它来进行充电站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要获取各电厂、各主流电动车厂商的支持，促使其在充电接口标准等方面与其合作。
仅就开头来看，Better Place已表现得很像一个传奇。其创始人Shai Agassi把Better Place计划从以色列起步，创立短短六个月后，便从各风投和私人投资者处募得两亿美元资金(据说是高科技史上最快获得的最大首笔风投)，更得到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的鼎力支持。到2008年底，Better Place已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两大城市建了400个充电站，据说到2011年，这样的充电站在以色列将扩大到15万个。除了充电站，Better Place建的另一种网络是电池交换站。后者可以在几分钟内为消费者换一个充好的全新电池，这无疑比充电站对消费者更友好与更便利。不过这样的交换站造价会相对高，而且涉及到一系列相对复杂的服务、需要制造商更紧密的合作，现在并不被一些业内人士看好。
目前，跟Better Place走得最近的制造商是日产-雷诺。后者宣布将和Better Place合作开发，使电动车电池能在Better Place的交换站方便换取。
滔滔不绝的Sven Theson对我说，Better Place现在没有VC或资金方面的压力。除了一开始募得的两亿美元后，Better Place在每一个实施网络建设的重点国家地区，又进行单独融资。比如在丹麦融得1.3亿美元、澳大利亚也融来几亿美元。
“我们总是从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与城市开始。”Sven说。自然，加州、湾区、旧金山成为Better Place的美国第一站。他透露，中国某地也正在Better Place的商讨合作之列。
会是哪里？中美：谁占制高点？
在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做采访的那天，我特意在伯克利分校的校园里转了转。5月初，正是美国大学快要放暑假的时候，而在校园北门和有名的Sather Gate(19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地标之一)，一小群示威人士一点不得闲，或静立或吹打呼号，示威也示得满惬意。他们是伯克利分校的合同工，经济危机下，饭碗不能自保，故向校方示威抗议。受损必有受惠。我所要去的劳伦斯实验室，正是经济危机的一大受惠方。
在奥巴马开出的经济刺激计划方案中，若干款项就拨向进行能源研究的院校和研究机构，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当然在其列，而且其主任——朱棣文不久前更直接被奥巴马召唤到华盛顿出任新一任能源部部长。
David Fridley是该实验室能源与环境部中国能源小组的研究员。跟前两天在硅谷见到的企业家、VC不同，David是一个对所谓的新能源概念、技术概念不太感冒的人。一坐下来，他就声称，“我们这个部门并非致力于开发新能源，去扩大所谓供应量。”他认为，通过对现有能源的高效利用完全可以做到更便宜、更清洁，“有时人们管这个那个都叫清洁能源、绿色能源，我怀疑他们只是出于市场需要，比如想要拿点补贴什么的。你跟硅谷的人谈，他们总在给你鼓吹他们的技术，可是技术并不是第一位的。”David在中国居住和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中国的能源使用和环保监管现状相当了解，知道存在大量技术闲置与浪费现象。“一项先进的技术被引进和运用到一个错误的环境中，它仍然是低效的。”
所以他一再跟我强调，现在对于中国能源运用最切实也是最重要的不是发展可替代能源，也不是追逐新潮技术，而是节能减排、提高现有能源使用效率，同时改善环保监管体系、投资于人力资源、软件以及管理。他说，后面几项软投资“是中国特别应该向美国学习的地方”。“千家企业计划，”David突然用中文说出这个特定词，“就是我们项目组跟中国政府合作的一个范例，要求耗能最大的千家中国企业在‘十一五’期间实现节省1亿吨标准煤。”
作为一个中国人，美国能源基金会高级副主席、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主任林江当然更加深谙中国环保与新能源事业中的短板所在。在旧金山他那装了各种节能装置与材料的办公室里，林江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的采访。他指出，中国对新能源发展仍然缺乏一套长效机制与安排，比如怎么增强国家在这方面的基础研发能力？比如怎么让补贴机制更市场化、更具体而不是现在的财政化且笼统？他说，中国政府部门里新能源与环保人才的欠缺是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的很大一个掣肘。“比如本来加州这边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可以传到中国，我们抽调出人力去做了，但中国方面却找不到人对接与配合。”
林认为，美国传统汽车业如今的全盘覆灭是值得中国吸取的一个很好教训。“为什么底特律现在不景气？就是因为整个行业都放弃远见，被既得利益捆绑。1970年代美国第一次定燃油经济性标准，但到了2007年，才第二次修订。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底特律产业势力多年一直通过它们在国会的力量抗拒变化，不管是抗拒经济性用油车标准，还是抗拒全国健康计划，最终走进死路。”
“新能源这事必须需要有远见的人站出来，超越传统既得利益，带领大家往前跨一步。”林说，现在奥巴马和朱棣文，正是美国这样的人物。而中国呢？他认为，中国并不缺乏来自高层的新能源意识与战略，但是由上至下传导过程中，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的治理与监管能力不够，导致效率损失严重。
“所以，尽管是同时意识到新能源战略之重要，但美国因为它各方面的基础体系强大有效，一旦跑起来会很快。”林江说。
在硅谷采访新能源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去拜访了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主席吴锡九老先生。
吴老先生是1930年代生人，解放前赴美留学，1956年追随钱学森回国。后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吴锡九既见证了新生中国对科学技术的渴求，又经历不曾预料的“反右”、“反知”和文革动荡，因为其父解放前是民族工业家，吴家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和折磨可想而知。1978年，吴锡九被政府特批出国继承遗产，遂扎根硅谷，在惠普工作。1985年，惠普中国作为中美第一家合资高科技企业得以建立，其后就有吴锡九的身影。又一个20年后，吴锡九看到硅谷的转型趋势，决意要在古稀之年做点事情推动中美两国在新能源方面的合作。这就有了2008年非盈利组织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的建立。
说起中美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吴老先生和他夫人兴致极高，特意抱出两本厚厚相册给我看。那一张张老旧、泛黄的照片，是这几十年来中美科技产业交流的一个个断章、片断与缩影，也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两国史。
“国家(层面的事)总是比较沉重。对不对？”在说起中美能源关系时，吴锡九这么说，他的普通话还是少年留下的沪上口音，快促而柔和，“但在民间和企业的层面，双方合作的空间还是很大。美国在创新方面有很大的量，而中国因为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有很大的市场，还有中国的基建标准比较统一，所以比如在智能电网等方面，中国比美国更有利于推动技术试验。”
同样，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的David对中美两国非政府层次的新能源合作更加乐观——他顺便讽刺了一下两国政府在减排、技术转让方面无谓的争论——并进一步指出，双方新能源关系更多是竞争还是合作不能一概而论，取决于能源与技术的具体性质。比如在水处理领域，美国可以转移一些成熟技术到中国来，但是“如果对双方而言都是技术和商业化发展空间巨大的产业，那么双方可能很难存在真正的合作。”David问道：“为什么中国公司一定要跟美国公司合作呢？你们现在做风能、太阳能、发展电动车，不都做得不错吗？现在伯克利这个国家实验室总共有3000人，而中国人就有300人，中国根本不缺研发人才。20年前中国启动汽车工业的时候，只有小部分零部件由中国制造，现在除了一些核心技术，你们能做到基本国产化，甚至现在还有了比亚迪。这就是证明。”他说。
还有一个证明。
当我那晚问起吴锡九老先生怎么看待国内近两年来兴起的“山寨”现象时，他呵呵笑道“那很不错啊，很有意思”，边说边抄过边上茶几他用的手机给我看，说是他上次回国时花几百块人民币买的。呃！居然真的是个山寨手机。我在硅谷被“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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