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美能源界来说，当前无疑是一个“至暗时刻”。中美能源合作该何去何从?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理论上，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近年来，在页岩油气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已经进入“能源新时代”(美国能源部长里克·佩里语)。这个“能源新时代”实际上也是油气生产的“全盛时代”。从原油生产来看，2018年美国原油产量创下1096万桶/日的历史新高，较2017年增长160万桶/日，增速高达17%，超越上世纪70年代最高水平，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美国原油进口量从2005年的1010万桶/日下降至2018年的770万桶/日，同时出口原油接近200万桶/日，出口成品油560万桶/日。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计，美国未来30年内都将是石油产品的净出口国。
从天然气生产看，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2018年天然气产量1013亿立方英尺/日(相当于年产1万亿方)，同比增长11%。在天然气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该国对外出口的液化产能正在快速扩张。截至2018年底，美国已建成LNG产能2325万吨/年，2019年还有近3000万吨/年的产能投用。预计到2020年，美国将成为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卡塔尔的全球第三大LNG出口国。根据IGU(International Gas Union,国际气体联合会)的统计，到2025年美国的液化产能将达到8800万吨，有望超越卡塔尔(8000万吨)和澳大利亚(7700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的LNG出口国。
反观中国，受近年来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中国油气消费依然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国石油消费近五年来基本保持3%~4%的增速，天然气消费近两年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增速分别达到14.8%和17.7%。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同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国际能源署(IEA)预计，2040年中国天然气消费将从目前的2800亿方增长至7100亿方。而根据咨询公司Rystad的预测，中国2025年的LNG需求将达到9500万吨/年。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推进中美两国能源合作是双方的一致认识。中美两国都是重要的原油进口国，中国近年来炼油产能过剩，石油产品开始谋求出口，与美国产品可能还存在竞争关系，相比之下，推进天然气领域的合作，被认为是减少中美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
在2017年特朗普访华时签订的2500多亿元的大单中，能源合同占比超过50%。即使在2018年3月美国总统签署针对中国贸易的备忘录、决定对包括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对中美LNG贸易依然寄予希望：“中国需要进口很多美国LNG。如果没有其他多元化产品来源，多从美国进口一些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它也会有减少贸易逆差的作用。”
在2018年剑桥能源周上，切尼尔公司(Cheniere)CEO 杰克·福斯克谈到亚洲市场时也是“雄心万丈”：“Sabine pass投产以来，截至目前已送出300船到25个国家。但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中国去年LNG需求增长了40%以上，仅增量就与切尼尔公司目前的产能相当……亚太地区的LNG需求增长快速，我们可以将产能翻倍并将其全部卖到亚洲。”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中美能源贸易目前总体规模不大。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原油规模大约20万桶/日，如果按照油价50美元/桶折算，进口额大约40亿美元左右，进口LNG138万吨，按到岸价10美元/MMBTU计算，LNG贸易总额也不过10亿美元左右。
中美经贸摩擦的不确定性更是让中美能源企业持“观望”心态，双方之间的能源贸易几乎陷入“冰点”。中国对美国原油进口量从2018年上半年的37.7万桶/日下降至今年2月的4.16万桶/日，中国买家已不再签署长期协议购买美国原油。去年9月，中国宣布将美产LNG加征税率定为10%后，中美LNG贸易量陡然缩减，同比降幅在75%左右。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8年10月、12月和2019年3月皆无美国LNG进口，2018年11月、2019年1月和2月，进口量分别为13万吨、12.8万吨和6.4万吨，这意味着双方一个月仅有一船LNG的贸易往来。
LNG无法完全平衡贸易逆差
最近有报道称，美国谋求对华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甚至更高。平心而论，与美国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过高期望相比，LNG恐怕很难承担起如此“重任”。
简单算一笔账就可知道，如果1000亿美元全部依靠进口LNG，中国大约需要从美国进口2亿吨LNG;如果进口5000万吨LNG，预计减少贸易逆差250亿美元。考虑到中国2017年全年进口LNG的规模为3940万吨，2018年为5200万吨左右，假设未来十年中国LNG进口量在2017年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8000万吨，且新增进口量全部来自美国，也仅能减少贸易逆差400亿美元左右。
对于很多亚洲LNG买家来说，美国大量LNG进入市场，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采购渠道，美国目前相对较低的气价，也为亚洲买家降低资源池成本提供了一个新选择。但从中长期看，亚洲买家从美国购买LNG，特别是签订长协合同，也面临着一些市场风险。
首先是美国气价走势的不确定性。从目前看亨利中心气价不到3美元/MMBTU，算上3美元/MMBTU的液化成本，2美元/MMBTU的运输成本，以及其他一些操作成本，美国LNG预计运输至亚太的成本价在8~9美元/MMBTU(相当于2元/方)，该价格和此前很多亚洲买家签订的长期合同相比有一定竞争力。
但是，如果从二三十年的合同周期来看，未来美国气价走势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到，1989~2008年将近20年时间内，与油价挂钩的天然气价格都更加便宜;2008~2015年间，亨利中心气价比油价挂钩的气价便宜，但这一趋势在2015~2017年间又被逆转。能源价格瞬息万变，就像十年前很多美国人很难想象亨利中心气价会低于8美元/MMBTU一样，谁又能打保票说，未来数十年美国天然气价格会长期维持在3美元/MMBTU的水平呢?
其次是国际油价走势的不确定性。目前亚洲买家LNG合同中绝大部分气价仍然是与油挂钩的，油价走势对未来亚洲买家购买的LNG合同的竞争力将产生重大影响。根据一些机构预测，如果亨利中心气价维持在3美元/MMBTU时，分别按照14.5%和11.5%的斜率计算，国际油价在55美元/桶和70美元/桶以下时，与油价挂钩的合同更具竞争力。如果亨利中心气价维持在5美元/MMBTU时，分别按照14.5%和11.5%的斜率计算，国际油价在70美元/桶和85美元/桶以下时，与油价挂钩的合同更具竞争力。
对于一家亚太地区天然气公司来说，如果未来20年油价走势能够维持在70~80美元/桶以上的高位，那么从美国进口LNG是划算的，但是一旦油价出现大幅下跌，很多亚洲LNG采购商将面临很大的价格风险。
第三是潜在的LNG供应风险。随着亚洲买家从美国购买LNG合同量的上升，北美和亚太之间的经济联系将更加密切，美国上游地区天然气生产稳定性如何，将对亚洲买家的资源稳定供应产生直接影响，近年来美国墨西哥湾飓风爆发频率越来越高的事实不应被忽视。
对中国买家来说，在近期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情况下，美国对华为断供芯片引发了国人的极大关注。既然可以断供芯片，如何确定今后不能断供天然气?特朗普政府可能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也将给未来中美能源贸易蒙上一层阴影。
综上所述，即使在正常环境下，对中国买家来说，从美国购买LNG可以作为公司多元化进口的渠道之一，中国公司可以保持适度的敞口，比如20%~30%，但是如果购买美国LNG的比重过大，则将给企业未来生产经营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因此，要想平衡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仅仅依赖双方的天然气贸易肯定是不够的。中美双方还需要从其他方面努力，包括适度扩大原油贸易，特别是中方要加大对美国上游油气田开发、大型液化设施建设以及管道项目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但这些都需要在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发展、双方合作互信加深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实现。在当前环境下，这些设想无疑只是“镜花水月”而已。
合作是唯一正道
经贸摩擦的持续升级，对中美双方能源界都将产生一定影响。
首先，对中国石油企业来说，当前中国60%以上的进口LNG来自卡塔尔和澳大利亚，尽管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实现一些资源串换，但缺少美国LNG的进口渠道，企业进口LNG资源组合的多样性无疑将受到削弱。同时，如果中美之间从经贸摩擦升级为全方位的博弈与对抗，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警惕心会日益提高，中国企业对美国上游油气业务全产业链的投资可能会受到波及。在近年来各大石油巨头纷纷进入美国页岩油气业务的背景下，错失美国市场无疑对中国油气企业发展是一个隐性损失。
对美国能源企业来说，与中国这一巨大的消费市场失之交臂同样得不偿失。近年来，很多能源巨头均看好中国市场。埃克森美孚2018年宣布在广东惠州投资100亿美元建设化工项目，BP和壳牌等欧洲石油巨头近年来也加大在华投资力度，包括加油站、炼化业务等。错失中国市场，也是美国能源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
以美国LNG企业为例，根据伍德麦肯兹的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美国还有10多个液化项目在等待FERC(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的批准。但很多美国液化项目要想投入建设运营，长协合同的签订是重要支撑。例如，切尼尔公司旗下已投运的Sabine Pass4条生产线都与买家签订了长协合约。缺失了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很多项目能否如期开工将成为问题。
展望未来，美国在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作为“大买家”的地位和角色也日益重要。这样两个具有较强互补性的国家如果不能合作，而是走向对抗，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对全球能源行业发展乃至全球经济发展都有负面影响。
从一个更加宽广的视角看，如果中美两国无法实现合作而是走向对抗，很多全球性的问题，例如气候变暖、遏制恐怖主义等重大问题的解决将受到阻碍，对世界经济繁荣发展都将构成打击。
值得庆幸的是，与美国政客的“疯狂”不同，当前中美能源企业界仍然保持着理性和合作。中国石油和埃克森美孚预计将签订530亿美元39年期能源协议，合作开发伊拉克南部Nahr Bin Umar及Artawi油田;中国海油与埃克森美孚在南美圭亚那获得世界级的油气发现(储量预计将超过60亿桶，高峰日产量将达到75万桶/日)。中美能源企业在全球各地之间的紧密合作，或将在某种程度上对当前“剑拔弩张”的中美关系形成“对冲”。
再退一步讲，即使中美两国已构成战略竞争关系，通过塑造良性的竞争文化，在竞争中合作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苏联和欧洲在冷战时期的能源合作就是一个例子。为了促进石油在欧洲的销售，上世纪70年代起，苏联政府对西欧许多国家的油船、油库和销售设施进行投资，同时向西欧国家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天然气，并从西欧国家进口各种工业门类所需的成套设施。1979年苏联每天大约有100万桶石油可出口到西欧换取外汇，苏联与欧洲国家的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47亿卢布增长到1983年的380亿卢布。
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书中，曾引用历史学家拉马昌德拉·古哈的话说：“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我经常被问及‘历史的教训’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从历史学中学到的唯一一件事情是没有永久的赢家和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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