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6日，“重度污染”四个字出现在空气质量监测软件的显示界面上，在接下来的一周中，北京空气质量数据监测显示，“轻度污染”3日，“中度污染”3日，“重度污染”1日，随着供暖季的到来，雾霾再次返场。
对京津冀乃至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居民来说，雾霾只被忘却了一年就回归了。2017年初，几乎长达一个月的重度雾霾，令上上下下都忍无可忍，于是，2017年底-2018年初，久违的蓝天出现了，蓝得让人以为雾霾一去不复返。
仅仅不到一年，人们又重新戴上防护口罩出门，朋友圈里再次疯转爆表的图片，两年前的段子又被重温：“大裤衩”(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消失了、人民日报大厦“发射成功”……
当然，不仅是调侃，这一年，即使不是能源业界的人士，都或多或少了解到，为了一个几乎没有雾霾的冬季，为了久违的蓝天白云，政府、企业和普通民众，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一个冬季的关键词是“一刀切”。
一年一度的供暖季，就是雾霾的重灾期，而污染与取暖使用能源以燃煤为主有直接关系。据统计，我国北方地区城乡建筑取暖总面积超过200亿平方米，燃煤取暖面积约占总取暖面积的83%。取暖用煤年消耗约4亿吨标煤，其中散烧煤(含低效小锅炉用煤)约2亿吨标煤，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
在北方取暖用能结构之中，除燃煤外，天然气、电、地热能、生物质能、太阳能、工业余热等合计约占总取暖面积的17%。为了改善近年来愈发恶劣的环境问题，清洁能源必然要成为供暖的另一类选择。
2017年冬天，大刀阔斧的“煤改气”改造，令北方地区晴空万里的日子明显多了起来。然而随着天然气气荒的连锁反应，清洁与保暖之间，在许多地方成了一道不可两全的选择题。
清洁取暖关系着保暖，关系着雾霾天气能否有效减少，供暖用能结构能否真正改善。而清洁能源取暖纷繁复杂的脉络下，各类能源的自身局限与清洁替代的共性难题交织在一起，清洁能源代煤取暖之路道阻且长。
环保期待下的焦虑
“谁卖煤就抓谁，谁烧煤就抓谁。”
在河北省曲阳县，这条标语绝不仅仅是标语。12月7日，曲阳县环保局发布了一则通告声称拘捕2名燃烧散煤用户。随后曲阳县解释说明情况，表示并未拘留，只是给予批评教育。
按照那则已经被删除的通告，自2018年11月26日开始，曲阳县共查处了违规燃用劣质散煤人员34人。拘留或许是假，对燃烧散煤用户的查处确有其实。这一场风波背后，清理燃烧散煤的急切暴露无遗。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印发的《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简称《规划》)，到2019年，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要达到50%，替代散烧煤(含低效小锅炉用煤)7400万吨。到2021年，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达到70%，替代散烧煤(含低效小锅炉用煤)1.5亿吨。
现实情况是，我国北方地区清洁能源取暖比例较低，特别是部分地区冬季大量使用散烧煤。在《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的推动下，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被寄予了替代煤炭的厚望，“煤改气”席卷了整个北方地区。
“煤改气”工程的急进，打破了当时的供需平衡。气价偏高、气源不足……“禁煤区”度过了一个艰难的寒冬，这场“一刀切”的改造工程最终还是以夭折收场。清洁取暖的诉求与燃煤保供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役中充分显露了出来。
经过了一年，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公开表示，2018年全国已落实可供资源量2635亿立方米，供暖季已落实资源量1200亿立方米。“居民用气可以全面保障。”
“最大的改善体现在协调，”北京世创能源咨询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研究员杨建红表示，“与2017年相比，天然气产供储销贸的协调有了长足的进步。另外，石油公司资源准备得十分充分。”
据了解，中石化集团2018年取暖季计划供应天然气181.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7.7%。同时，中石化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一期工程日前投产成功如期供气，将有效缓解华北地区天然气资源紧张，2018年采暖季高峰期日输气能力可达1000万方。
另一方面，2018年天然气气价一路上涨，多地上调气价。进入取暖季，天然气的价格跟随供需情况浮动。在天然气供需紧平衡的局势下，“保供稳价”是主旋律。
杨建红认为，从经济性角度来看天然气成本是有下降空间的。“一方面是通过‘煤改气’的技术突破降低国煤改气的开发成本，另一方面随着油价下跌，进口LNG现货价格将更便宜。”
在北方城镇地区，主要通过热电联产、大型区域锅炉等几种供暖设施满足取暖需求。从这一点来看，天然气作为可以大范围覆盖的供热能源，是最适用于城市取暖的一种方式，依旧是替代燃煤最有力的选择。
至关重要的是，2017年天然气供暖的折戟令人们意识到，“一刀切”是行不通的。
捆绑?还是合力?
“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以供定改，先立后破。”在“一刀切”走进死胡同后，今冬清洁取暖工作向“因地制宜”方向进行了调整。
2018年12月13日，国家能源局在《关于做好2018-2019年采暖季清洁供暖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中明确要求“守住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底线”，稳妥推进煤改气、煤改电。
以河北省为代表，由于推进清洁供暖体系涉及政策与方案的制订、燃气管道铺设、电网改造提升、采暖设备安装和后期服务等多方面工程，为确保改造工作的推进，选择了优先支持电蓄热为主的供暖方式，对气源条件较好地区，可选择性实施气代煤，鼓励采用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等多种方式替代燃煤供暖。
在河北省雄安区的一个村子里，大部分房屋的门口都垒着小型的自用煤堆，以应对供暖季的到来。村里的居民称，一个采暖季燃煤的花费在1000元左右。在这些住户之中，有几家正在进行清洁取暖示范项目的尝试，完全弃用了燃煤。
近两年来，空气源热泵这种形式的清洁取暖在河北雄安区推广起来，除效率较好外，在经济性上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根据国网能源研究院调研数据，加入补贴后，空气源热泵的供暖费用可低至20.8元/平方米，甚至可与散烧煤相竞争。
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清洁取暖尝试，是“光伏+空气源热泵”的搭配。根据河北省2018年清洁取暖目标任务要求，将在全省试点光伏+、光热+0.85万户，在光伏方面，“光伏+空气源热泵”的形式开始逐渐被接受。
“这种方式取暖很方便，晚间不需要烧煤也不用担心室内温度会降低。”一位采用这种形式取暖的户主说。
作为至关重要的清洁能源代表，风、光在供暖方面的利用一直颇受诟病。北方地区的风电取暖建设，主要立足于改善消纳问题。
而有光热在前，效率相对较差的光伏取暖主要以辅助供暖形式存在，这两年来的发展更多是“雷声大，雨点小。”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时璟丽认为，光伏与空气源热泵完全是可以独立的，在取暖方面不具备搭配的必要性。“光伏补贴的有无不会因为是否用于取暖而发生变化，无论是运行还是经济核算都可以单独来算。”
而“光伏+空气源热泵”的搭配方式被认可，主要是从补贴的经济角度来衡量。
据时璟丽介绍，光伏是否能享受国家电价补贴与叠加空气源热泵没有直接关系，空气源热泵如果具有地方性投资补贴的政策，也与电力是否来自光伏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在政策支持范围，两个补贴都可享受。二者搭配更多体现的是清洁电力用于高能效设施来实现供暖的概念。
目前，光伏取暖的试点项目主要由政府来主导推动。英利因能华北地区负责人向《能源》记者表示：“一套5千瓦光伏加5匹的空气源热泵，前期投入在4万左右，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如果老百姓自己投资，可能就不会选择花这份钱。”
光伏建设企业垫资，取暖费用政府补贴。作为光伏取暖示范项目的实际用户，实际上还没有花过一分钱。居民表示，“政府补贴了2000元的取暖费用，到现在还没有用完。”
根据《河北省农村地区太阳能取暖试点实施方案》，省级财政在现有光伏上网电价(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二类地区为0.65元/千瓦时，其他三类地区为0.75元/千瓦时)的基础上补贴0.2元/千瓦时。加上空气源热泵的补贴，光伏取暖的经济效益明显提升，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补贴，前期巨大的投入会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望而却步。
“如果通过引入金融机构，用各种融资模式解决前期投资大的问题，光伏取暖推广起来难度会降低很多。”上述区域负责人向记者坦言。
贵是硬伤
正如光伏取暖的收益是建立在补贴的基础上，其他清洁能源取暖模式也都在不同程度地依赖着补贴。当前国家改善环境的决心自然会为清洁取暖提供包括补贴在内各方面的支持。但如果取消补贴，清洁取暖要如何推行下去?
“贵”—是清洁能源无法否认的硬伤，也是清洁能源替代煤炭供热的难点所在。在每一种清洁能源取暖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经济性差的难题。
从经济性的高低来看，“电代煤”低于“气代煤”，“气代煤”低于燃煤。根据市场调研，“气代煤”成本是散煤的2-3倍，“电代煤”成本是散煤的四倍。“双替代”清洁取暖涉及配套管网和电网建设改造、取暖设施购置费用和运行费用补贴等多个方面。
以“电代煤”为例，成本主要涉及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前期设备改造，如从煤锅炉换成电锅炉。一部分是用能成本，每年用电比煤增加出来的成本。这主要的两部分如何分摊，原则是用户承担，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直观地提高了清洁取暖的经济性，“电代煤”在补贴后经济性显著提高。以北京地区为例，计入政府补贴后的电供暖费用下降15%～36%，空气源热泵的供热价格甚至更低。
不过，从目前的一些实际情况来看，清洁取暖依赖政府补贴加大了财政压力，补贴渐渐演变成了地方政府负担。
造成的局面是，国家虽然有明确的清洁取暖规划，但政府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只是为了完成“气代煤”、“电代煤”的硬性指标被动推行。如此一来，清洁取暖项目长远性的普及不具备实际意义，见不到大范围推广的可能性。
“双替代”补贴有限期已经过半，之后清洁取暖在补贴方面的走向需要被考虑。
一定程度上，地方政府面对补贴压力，对于清洁取暖项目增量承受能力有限，而更多地想将发展方式慢慢推向市场化，以逐步减少补贴甚至退出。
“向市场化推行，清洁取暖的价格和经济性将被考验，但是从当前情况和政策环境看，清洁取暖向市场化推行的动力还不足。”时璟丽表示。
价格是经济性最直接的体现，在《规划》中，价格方面针对降低用气和用电供暖提出了完善价格与市场化机制的方向。
整体而言，因地制宜地健全供热价格改造十分必要。居民取暖需要考虑供热清洁化改造和运行成本，合理制定清洁取暖价格以缓解价格矛盾。
根据2018年《通知》的调整，发展探索创新清洁供暖模式，各地要结合清洁供暖实践，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放开能源、热力生产和供应领域，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清洁供暖市场，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经营创新，发展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比起补贴，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监管。”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书长彭澎表示，“清洁取暖需要地方政府匹配相应的管理能力，如果政府能做好因地制宜，理清清洁取暖的发展链条，不需要过多的补贴依旧可以继续做下去。”
与“一刀切”不同，2018年屡次被提及的“因地制宜”这四个字比预想中更有分量，情况也更复杂。
“因地制宜”以及不同补贴方式的推行，实际也是要为了清洁取暖形成市场自发的推动力，用户形成自主选择市场的机制，让有限补贴发挥长远的实际效益，才能保障清洁取暖的长期运行。
多选与优选
那么，“因地制宜”究竟要如何实现?
除政府管理和补贴形式的差异，清洁取暖的模式已经不再单一，也有着更多样化的清洁能源选择。
尤其农村地区分散供暖，在多样化选择上更具可行性。因地制宜可以实际考虑地域资源优势，比如采用地热、生物质能等能源供热。
从国际经验来看，德国、冰岛等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清洁能源供暖模式十分成熟，供暖结构中，地热、生物质等清洁能源占有着极高的比重。
在我国，这类资源导向的清洁能源模式同样具有发展空间，目前我国的一些减煤需求大省，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等亦皆属于资源大省。
以河北省雄安区为代表，区域具有丰富的地热资源，截至2018年11月15日，中国石化为新区雄县启动6座地热站，为11个自然村5515户提供地热取暖。按照供暖季每户需燃烧散煤2-3吨测算，年可替代标煤万余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万余吨。
从经济性上看，地热代煤使用成本相对经济，将地热供暖纳入城镇基础建设范畴，可集中规划、统一开发，并且终端安全风险较低。一户100平米左右的住家，一个采暖季费用在2000元左右。
不过，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无序开发及回灌等问题。地热能供热发展的前提，是“取热不取水”，保证地热尾水回灌。彭澎表示：“发展地热能供热需要监管体系或者监督机构，以保证其按照设计要求来开发地热。”
除地热外，借鉴国际经验，生物质能在供热方面的作用也具有很大的挖掘潜力。生物质能供热适宜就近收集原料、分布式开发，显著的优势在于，其可在用户侧直接替代煤炭。生物质热电联产目前是重要的发展方向，生物质供热可以将生物质能源利用效率由35%左右提升至80%，
在各类清洁能源解决其发展困境寻求自身供暖替代的可能性的同时，由于概念上对清洁能源供暖的定位，“洁净煤”在取暖中的作用被边缘化。
立足当下，为提高取暖的清洁性，尤其是农村地区还需要将目光放在“洁净煤”上。依据我国清洁取暖的实际发展情况，洁净煤在农村地区更具经济效益。从源头控制散煤供应，保障清洁煤供应或许散煤污染治理效果会更明显。
今冬北方某县的冬季取暖方案中明确要求，对暂不具备清洁能源替代条件的可使用洁净燃料进行替代，要保证质量，禁止燃用硫分高于0.5%、灰分高于15%的民用散煤;清洁能源和洁净燃料均不具备条件的，可采用优质煤炭替代，禁止燃用硫分高于1%、灰分高于16%的民用散煤。
诚然，短阶段内在考虑用能成本的基础上，煤炭的竞争力不言而喻。而这之外的治理环境问题成本、公共健康考虑等环境和安全效益，又是一笔隐形的经济账。
而在目前，这种外部远期效益成果实际存在，却又难以量化。时璟丽表示，“国家宏观层面来讲，清洁供热的方向是不变的，当前清洁能源取暖的环境等外部效益还无法折算到成本价值里面，这是需要通过政策解决的问题。”
清洁取暖如果只被当作一种“政治正确”，难免会流于形式。从长远考虑环保效益，以及自身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当前清洁取暖所面临的种种考验都应催生更实际且具建设性的行动。
从最初对雾霾的调侃，到后来的习以为常，人们比想象中更容易适应环境，却也与温水煮青蛙无异，在环境变化下，“敏感”是一种需要被认可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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