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黑鹰光伏 刘洋】
追溯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如何诞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关于中国政府在支持光伏产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却被曲解了。澳大利亚的技术、美国投资者的追捧、德国的远见以及中国的魄力给予了中国能够在世界太阳能光伏制造领域领先世界的机会和能力。——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马丁•格林写于2016年
在2005~2010年期间，光伏制造逐步转移到中国，这是实现大规模、低碳电力供应等需求的快速解决方案之一，而且其发展比预期早了很多年。另外一个让全球受益的方面是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能够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逐步替代化石燃料。更令人鼓舞的是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也正在成为具有同样国际竞争力的光伏制造地区，并且那里对能源的需求增长也日益迅猛。
除了中国，德国通过了电价补贴政策;美国投资者为光伏产业制造转移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澳大利亚则主要通过技术支持为中国的光伏发展播下种子。
来自清华大学的张伟和Steven White也是研究光伏产业演变的研究人员。他们认为中澳合资的企业尚德是中国光伏产业发展中的根源企业(root firm)，类似于Fairchild在硅谷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2001年尚德成立之前，光伏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是黯淡的。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发展光伏产业所需的资源与机会，中国的光伏产业链是不成熟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光伏产业总生产能量很小，而且从技术层面来讲其产品性能和质量也未达到国际标准。
2000年IEA世界能源大会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光伏总装机容量将少于0.1GW。然而到2007年底中囯市场总装机容量达到1.8GW，远超预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光伏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目前目标是150GW)。
创业者施正荣博士是尚德发展的驱动力，也是促使中国光伏产业演变的关键人物。施正荣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得到系统培训并取得光伏领域的博士学位，之后又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出资成立的Pacific Solar公司担任研究主任，获得了丰富的研发和企业管理经验。
2000年施正荣先后拜访了上海、大连、杭州政府，在被拒绝后又来到了无锡。无锡政府克服了最初的犹豫，之后欣然组织当地6家企业共同出资600万美元，施正荣个人出资40万美元，加上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共占25%的股份，成立了尚德公司。
尽管预算有限，2002年8月尚德第一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10兆瓦太阳能电池生产线成功上线生产，到年底已经开始盈利。2003年同样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尚德又上线了第二条15兆瓦的电池生产线。
根据财务报告，尚德在2002和2003年共花了250万美元购买生产设备以生产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同时，欧洲的Solar World在尚德第二条生产线上线一周后，报道了其第一条30兆瓦交钥匙工程电池生产线投产，共花费4000万欧元。
除了施正荣，另外两个澳大利亚人Stuart Wenham和Ted Szpitalak也是尚德成功的关键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Ted Szpitalak在新南威尔士大学主要负责给太阳能实验室采物购二手设备和设备调试。后来他又任职于Pacific Solar公司担任采购经理。他曾先后加入了尚德、中电、晶澳、日升。
当尚德的第一条电池生产线开始运行，曾建起澳大利亚第一条丝网印刷电池生产线的Stuart Wenham多次来到尚德，帮助调试工艺，并给尚德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工艺和质量控制方面的培训。Stuart Wenham和他的博士生学生Anna Bruce为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课程开发的一套虚拟生产线软件被应用到尚德，该软件为尚德的工程技术人员对错综复杂的电池工艺的理解和掌握提供了很多帮助。
四家领头羊企业
虽然尚德是中国第一家生产太阳能电池的民营企业，但天合和英利也算是比较早就开始生产太阳能电池的企业，阿特斯则略微晚一点。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认为所有这些企业成立的动机一开始都是源于光伏有利于社会和环境保护。而当时只有尚德能够利用自身技术优势率先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
天合在2004年底开始生产组件，2007年开始生产电池。英利在2003年初开始销售组件，2004年3月开始运行第一条3兆瓦的电池生产线，在2006年其电池生产线全线运行前，英利只能外购电池片生产组件。
这些领头羊企业效仿尚德的成功路径迅速在市场上找到商机。中电、林洋和晶澳后来还成为全球前十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关于领头羊在产业发展中的其他角色，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还记录下了尚德在中国本地发展多晶硅、硅锭、硅片、浆料和生产装备供应等供应链国产化过程中所作的巨大贡献。
尽管尚德2002年的销售市场都在中国，但施正荣认识到要取得成功必须要参与国际化竞争，通过建立本地产业链降低制造成本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就在这一年，尚德的电池产品获得ISO认证，2003年组件获得IEC61215认证。
尚德在2002年底开始在欧洲销售产品，在2003年的销售收入中19%来自德国，到2004年在德国的销售额占到了72%。在2004年的年报中，SolarWorld披露过他们与尚德签订了于2005年一季度贴牌生产组件的合同，合同总额达到1亿欧元。
尚德后来的文件披露其实际的贴牌代工金额超过2亿欧元。基于成本结构的优势，尚德能够帮助SolarWould代工并获取利润，同时SolarWorld将这些代工组件售出后还能盈利。这足以证明中国的的光伏产品质量毫无疑问地达到了国际标准。
之后，尚德又率先在美国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施正荣谈到2004年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建议尚德去美国上市，由此开始了公司管理层收购程序。
施正荣成为重组公司的大股东，紧接着该公司又在开曼群岛注册成为一家外商独资企业。通过在开曼群岛注册公司，中国的外资企业才能登陆美国股票市场。施正荣选择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这是第一家中国民营企业在纽交所上市，募集到了3.965亿美金。
其他公司象英利、天和、阿特斯后来也复制了尚德的成功道路，在海外注册公司登陆美国资本市场。这些公司受益于尚德在本地开发的供应链的成本优势，打开国际市场，引入美国的投资基金，在尚德上市后18个月后，这些公司也纷纷上市。
第二轮行业演变
除了几家领头羊企业，尚德2003年至2004年在欧洲市场获得的成功也许并没有让其他企业熟知。然而前十的太阳能电池厂的其他三家却都与尚德有些关系。中电和林洋都成立于2004年8月，晶澳成立于2005年5月。继尚德之后另一条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池生产线于2005年6月在中电光伏开始投入使用。
最初加入尚德的杨怀进和Ted离开了尚德，后来他们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另外二位研究员赵建华和王爱华一起共同成立了中电，共同拥有中电前身南京光伏49%的股份。
中电生产线建成以后，Ted Szpitalak和杨怀进又联合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另外两位博士Bruce Beilby和戴锡民于2005年5月帮晶澳建成第一条生产线，晶澳是与晶隆集团合资的公司，45%的出资来自澳大利亚，2006年4月开始对外销售电池片，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段，英利也开始了全面生产。杨怀进和戴锡民分别成为了晶澳的CEO和CTO。 Ted Szpitalak, Bruce Beilby和戴锡民接着又离开晶澳帮助台湾日升建立生产线，日升是产业化新南威尔士大学PERC电池技术的先锋。杨怀进后来又成了海润太阳能公司的CEO。
在中电成立后不久林洋成立，现在已改名为韩华Q-Cell。我们说中电和晶澳是直接从尚德分离出来的，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则描述说林洋是尚德第二代的分离公司。
王汗飞是尚德招聘的第一位职业经理人，后来去了林洋帮助林洋建立生产线并在2005年11月开始生产。另外一个显著的“尚德第二代的分离公司”是顺风，原受雇于尚德的瞿辉和童彩霞2006年加入顺风，负责生产质量控制，技术管理，技术研发。顺风成立于2005年底，2007年开始生产太阳能电池。
尚德于2005年底在美国上市，这对于尚德和美国的风险投资资本是双赢的。高盛投资的股份公司上市后的一周内就增值2亿美元。这不仅激励了国内其他的太阳能公司走相同的道路，也鼓舞了美国的风险投资资本不断重复此类投资。天合、林洋、英利、金科等公司纷纷效仿尚德雇佣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技术雇员任职出任CTO。
尚德的成功也让融资降低了准入门槛，使大量的美国资本投入中国的光伏产业。十大电池生产企业中有九家分别在2006年12月到2008年1月期间上市。
2008年9月在雷曼兄弟破产前，光伏企业的股价急剧下跌。2010年上市的金科和大全，融资并没有预期中那么理想。近期低迷的市场估值迫使天和与晶澳考虑从美股退市。
2005-2010年间，前十大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在美国股票市场通过股票和可转债共募集到70亿美元，加上员工股票和期权共计100亿美元。基于欧洲销售带来的收益，这些投资将中国的太阳能电池产能从2005年的300兆瓦增加到2010年的30GW，足足增加了100倍。
第三轮演变
2006—2007年尚德上市后，施正荣所持股票的面值超过10亿美元，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第一位太阳能亿万富翁”，这些报道也引起了许多公司和中国当地政府的注意。
得克萨斯大学的于霞在硕士论文中写道：“1994年中国财政改革，增加了当地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自治权。当地政府可保留地税和一些和中央的共享税。这些变化大大激励了当地政府通过支持当地工业发展增加收入，比如注资、低电价、便宜卖地建工业园区等等。”
光伏产业受益于此发展迅猛。同时，大型国有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因具备充裕的资金和野心，也投身其中进行快速扩充。
天威新能源成立于2007年中，截止到2010年共投资了15亿美元建成500兆瓦产能的硅片、电池、组件生产线，并计划于2012年扩充到1.5GW。国电光伏于2009年9月成立，是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国电集团的子公司，其雄心勃勃，共投资12亿美元。
第三波的行业发展推动了设备的销售，并于2011年达到顶峰。
设备供应商所在地和使用设备的企业所在地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严重供过于求给全球光伏制造商带来了很多困扰。光伏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让消费者受益，也增强了光伏的社会影响力，但对生产企业来讲却不得不努力地维持企业的基本现金流。在这么多光伏企业中，只有经营良好的企业能够通过不断降低制造成本，以满足不断下降的销售价格的市场要求。
倾销、补贴、山寨
所谓倾销，原本是指在国外市场的销售价格要比在原产国价格便宜，这一情况根本不符合中国光伏产品。由于海外市场的高价格，光伏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的销售量微不足道。
世界贸易组织规定要基于“合理价值”定价，这一规则允许实际的售价由出口商的生产成本加上费用和正常利润的总和来替代。如果WTO不把中国归类为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做法也是妥当的，但在2016年，中国仍被归类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反倾销的裁决存在很多不公正的疑问。
在对光伏企业补贴案例中，前东德的补贴政策是最为慷慨的，补贴包含了现金补贴35%的资本成本(2002年SolarWorld年报披露)，部分补偿德国和中国生产成本的差异。
在中国，补贴就来自于不同方面，各地方又不相同。怎么补贴，补贴多少，由当地政府自己根据投入与后续经济产出做出决定。通常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为光伏产业投入了大量的低息政府贷款。
然而根据清华大学研究人员的调查：“2007年以后，当地政府才开始通过补贴激励建立光伏产业园的形式支持光伏产业的发展，2009以前中央政府并没有给民营光伏企业提供直接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相较而言，美国投资者大规模地投入促使了光伏制造行业的发展。在美国股票市场发行可转债比在中国拿银行贷款更便宜、更具吸引力。因为，在中国拿贷款和发债的利息并不低。
2010年，中国的光伏企业共拿到了400亿美元的银行授信，中国政府也开始大力宣传光伏产业。然而由于整体中国市场的安装量小，并没有真正地引人注目，直至最近中国光伏市场开始快速发展。
山寨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光伏行业能够发展得风生水起，其根源还是在中国。
尚德早期建成的生产线并不是交钥匙工程，而是其创始人利用其在澳大利亚获取的技术和经验自己组装成的。而在行业发展初期，中国的光伏企业对行业的发展和新技术产业化的能力也是罕见的。
中国光伏产业的诞生和快速发展来自于一系列超前元素的汇聚，如中国市场化经济的出现、德国的电价补贴政策、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倍受追捧，以及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一群致力于改变世界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们的共同努力。
马丁•格林(Martin Green)教授，出生于1948年，澳大利亚人，是太阳能电池领域的权威，被誉为“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现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在该大学超高效光电学研究中心兼任执行研究主任，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也是工程技术学院及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委员。同时担任南玻集团经理。该公司专门生产并销售南威尔士大学研制的多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
格林教授领导的小组对光电技术的实验研究和商业推广作出了重要贡献，研制出了世界上效能最高的硅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并成功经营了数家生产周边产品的公司。格林教授发表了有关太阳能电池的论著六部，有关半导体、微电子、光电子和太阳能电池的论文多篇，曾获多项国际大奖，包括1999年澳大利亚奖，2002年“优秀民生奖” (又称“另类诺贝尔奖”)，和2004年世界能源技术奖。
在过去的15年里，马丁•格林教授经过不懈的努力将晶硅电池的转换效率提高了50%。鉴于在太阳能领域的杰出成就，马丁•格林教授获得了诸多的国际荣誉： 1990年荣获国际电工委员会的R.Cherry奖，1999年荣获国际电工委员会的J.J.Ebers奖，1999年荣获澳大利亚国家奖，2002年荣获得正确生活方式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