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光伏网讯:按照计划，中国将在2017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系统，也就是外界所说的“国家碳市场”。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大背景下，中国即将启动的国家碳市场更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关注，被认为是中国坚定地走绿色发展之路的一项重要举措。
那么，即将启动的“国家碳市场”是什么?它又是在怎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诞生的呢?
碳资产的概念原本并不存在，它既不是商品，也没有经济价值，而《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所谓碳交易，就是由联合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而设计的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机制。
20年前《京都议定书》提出“碳交易”
来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或生物质燃料，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引起气候变化。因此，控制碳排放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法之一。
而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正是控制碳排放、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有效措施。它通过市场机制而非行政命令的方式，使节能降碳工作的成本由全社会共同分担。
所谓碳交易，最初是由联合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而设计的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机制。碳资产的概念原本并不存在，它既不是商品，也没有经济价值。然而，20年前《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
1997年各缔约国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种灵活的减排机制：一是排放权贸易(ET)，即同为缔约国的发达国家将其超额完成的减排义务指标，以贸易方式直接转让给另外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二是联合履约(JI)，即同为缔约国的发达国家之间通过项目合作，转让其实现的减排单位(EUR);三是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履约的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合作，换取投资项目产生的部分或全部“核证减排量”(CERs)，作为其履行减排义务的组成部分。
除《京都议定书》之外，还有一个自愿减排机制(VER)，主要是一些企业或个人为履行社会责任，自愿开展碳减排及碳交易的机制。这些机制都为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有人将全球碳排放交易系统理解为给制造业企业及发展中国家头上加的一道“紧箍咒”。因在通常的理解中，高耗能、高污染类制造业通常是全球碳排放交易系统中的主角，它们往往需要花钱购买限额外的碳排放量。而这类企业又大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遭遇滑铁卢
目前，国际上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碳市场”)主要有：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美国东北部区域温室气体计划(RGGI)、美国加州碳市场、日本东京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新西兰碳交易体系和韩国碳交易体系。其中，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是当前世界上运行规模和交易量最大、发展最为完善的碳交易体系，占全球碳交易规模的90%左右。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31个国家，包括火力发电、钢铁、水泥、玻璃、造纸和纸浆、航空、石化、化工等行业。覆盖范围内11000多家实体企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欧盟排放总量的45%。
所有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企业，都将在上一年度获得政府发放的一定量的免费配额，并根据本年度的实际排放量与配额的比较，决定购买还是出售配额。如果企业的配额大于实际排放量，则企业多余的配额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去出售;反之，企业就需要从碳市场上购买配额，或者从政府拍卖中得到配额。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立之初，各成员国自行设定排放量配额上限，过高的上限使其在2007年底第一阶段结束之际，实际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设定配额还要低7%。紧接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欧盟制造业开始一蹶不振，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下降，碳排放配额过剩更加严重。过剩的供应压低了污染企业的排放成本，导致配额价格持续下跌，从设计初期的许可交易价格25-30欧元，一路下跌至2.5欧元的历史最低价，直至2014年起才反弹至4.3-5欧元。
中国将建成全球最大碳交易体系
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准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重庆、广东、深圳等七个地方开展碳交易试点。2013年6月，深圳率先启动了碳交易，拉开了中国碳市场的帷幕。
因此，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把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中指出“建立健全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2014年11月和2015年9月，中美两国元首两度签署《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展示了双方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将在2017年启动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即“国家碳市场”。主要覆盖钢铁、电力、化工、建材、造纸和有色金属等重点工业行业。
所谓的“国家碳市场”，是针对目前中国已有的地区碳交易市场试点而言的。据媒体报道，即将开启的中国国家碳市场碳排放总量将在45亿吨左右，约占中国化石燃料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总量的50%。中国国家碳市场也将取代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建立全球最大的碳市场无先例可循，其艰巨性和复杂性非同一般。而中国碳市场也在进行制度设计以避免重蹈欧盟的覆辙。
首先，中国先从企业的碳排放数据报告和核查开始，行业配额分配标准的制定，也都建立在对行业以及行业内企业技术水平和排放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这样可避免出现欧盟式的配额发放过量问题。
其次，中国的碳市场建设有制度优势，政治决策效率高，在碳市场运行过程中即使发现问题，也有条件及时予以解决。
有媒体指出，作为诞生在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的全球最大碳排放交易市场，中国的国家碳市场将成为全球节能减排的一个标杆性练兵场。
那么，即将启动的“国家碳市场”是什么?它又是在怎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诞生的呢?
碳资产的概念原本并不存在，它既不是商品，也没有经济价值，而《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所谓碳交易，就是由联合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而设计的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机制。
20年前《京都议定书》提出“碳交易”
来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或生物质燃料，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引起气候变化。因此，控制碳排放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法之一。
而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正是控制碳排放、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有效措施。它通过市场机制而非行政命令的方式，使节能降碳工作的成本由全社会共同分担。
所谓碳交易，最初是由联合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而设计的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机制。碳资产的概念原本并不存在，它既不是商品，也没有经济价值。然而，20年前《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
1997年各缔约国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种灵活的减排机制：一是排放权贸易(ET)，即同为缔约国的发达国家将其超额完成的减排义务指标，以贸易方式直接转让给另外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二是联合履约(JI)，即同为缔约国的发达国家之间通过项目合作，转让其实现的减排单位(EUR);三是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履约的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合作，换取投资项目产生的部分或全部“核证减排量”(CERs)，作为其履行减排义务的组成部分。
除《京都议定书》之外，还有一个自愿减排机制(VER)，主要是一些企业或个人为履行社会责任，自愿开展碳减排及碳交易的机制。这些机制都为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有人将全球碳排放交易系统理解为给制造业企业及发展中国家头上加的一道“紧箍咒”。因在通常的理解中，高耗能、高污染类制造业通常是全球碳排放交易系统中的主角，它们往往需要花钱购买限额外的碳排放量。而这类企业又大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遭遇滑铁卢
目前，国际上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碳市场”)主要有：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美国东北部区域温室气体计划(RGGI)、美国加州碳市场、日本东京总量控制和交易体系、新西兰碳交易体系和韩国碳交易体系。其中，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是当前世界上运行规模和交易量最大、发展最为完善的碳交易体系，占全球碳交易规模的90%左右。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31个国家，包括火力发电、钢铁、水泥、玻璃、造纸和纸浆、航空、石化、化工等行业。覆盖范围内11000多家实体企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欧盟排放总量的45%。
所有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企业，都将在上一年度获得政府发放的一定量的免费配额，并根据本年度的实际排放量与配额的比较，决定购买还是出售配额。如果企业的配额大于实际排放量，则企业多余的配额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去出售;反之，企业就需要从碳市场上购买配额，或者从政府拍卖中得到配额。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立之初，各成员国自行设定排放量配额上限，过高的上限使其在2007年底第一阶段结束之际，实际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设定配额还要低7%。紧接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欧盟制造业开始一蹶不振，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下降，碳排放配额过剩更加严重。过剩的供应压低了污染企业的排放成本，导致配额价格持续下跌，从设计初期的许可交易价格25-30欧元，一路下跌至2.5欧元的历史最低价，直至2014年起才反弹至4.3-5欧元。
中国将建成全球最大碳交易体系
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准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重庆、广东、深圳等七个地方开展碳交易试点。2013年6月，深圳率先启动了碳交易，拉开了中国碳市场的帷幕。
因此，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把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中指出“建立健全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2014年11月和2015年9月，中美两国元首两度签署《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展示了双方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将在2017年启动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即“国家碳市场”。主要覆盖钢铁、电力、化工、建材、造纸和有色金属等重点工业行业。
所谓的“国家碳市场”，是针对目前中国已有的地区碳交易市场试点而言的。据媒体报道，即将开启的中国国家碳市场碳排放总量将在45亿吨左右，约占中国化石燃料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总量的50%。中国国家碳市场也将取代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建立全球最大的碳市场无先例可循，其艰巨性和复杂性非同一般。而中国碳市场也在进行制度设计以避免重蹈欧盟的覆辙。
首先，中国先从企业的碳排放数据报告和核查开始，行业配额分配标准的制定，也都建立在对行业以及行业内企业技术水平和排放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这样可避免出现欧盟式的配额发放过量问题。
其次，中国的碳市场建设有制度优势，政治决策效率高，在碳市场运行过程中即使发现问题，也有条件及时予以解决。
有媒体指出，作为诞生在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的全球最大碳排放交易市场，中国的国家碳市场将成为全球节能减排的一个标杆性练兵场。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708/08/13521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