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问题，两度涉及到了产品质量问题。
有记者提问说有消费者抱怨中国的一些产品质量不优，李克强回答说：“至于消费者抱怨中国的一些产品质量不优，这说明我们的企业需要让产品进入质量时代，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接下来，他继续从多个角度论述说：“我们实施《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提升企业产品和装备的质量。当然，国际上也有一种舆论，说是不是中国会减少进口，开放有所收缩，这是误解。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必然要更大地打开开放的大门，更多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当然我们会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让企业双赢。对于普通消费者所需要的一些优质产品一时供给不上，我们还可能考虑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总之，要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从中受惠，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企业下决心，通过发扬工匠精神，使自己的产品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梳理分析一下，他的讲话至少包含了这几个层次：第一，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同时意味着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实际上，产业升级本身就是个大课题。第二，具体来说，方法之一是通过开放，更多地引进国外的技术、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就自然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第三，同时企业要练好内功，以工匠精神提升产品品质。
因此，产品质量是一个复杂系统，如何使产品质量普遍达到中高端，涉及到这个系统当中许多的因素，仅在总理谈话当中就提到了产业升级、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发展的价值取向等因素。
从最基本的原理来说，产品质量源自于企业竞争。欧美诸国早期都有过劣质货充斥的恶名，随着时间发展，优胜劣汰的机制作用显现，终于成长到以质量立足的阶段。
良性竞争塑造出更好的商业生态和商业格局，人类文明从中获益匪浅。这也是中国经济治理的重点所在。反之，一个产业如果没有有效的优胜劣汰机制，那么，劣币会驱逐良币，最后把整个产业引入歧途。
中国并非没有竞争，有些领域竞争甚至相当惨烈。但由于法治环境的不完善，许多竞争是恶性竞争，这就失去了竞争的激励意义。典型的例如前几年，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企业同处一个城市，却并没有集中所有力量去比拼产品性能和价格，而是选择了以非法手段挤对对手。在其他行业，诸如用环境污染、官商勾结等非法因素加强所谓竞争力，也常见不鲜，甚至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也往往主动打破底线，近乎不择手段。
就当下的中国产业发展来说，如果优秀的产能不能从竞争中胜出，落后的产能又由于种种原因淘汰不了，那么中国的经济结构就很难调整到位，从而难以实现发展动力转化，达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亲身经历过光伏行业生死轮回的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劣质企业死不掉，优质企业好不了。
在经济竞争因素之外，还需要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实际上，这些是社会的软性基础设施。
从更深的层面来说，在这次两会上，制度性交易成本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其背后则是法治环境问题。法治是现代经济的基础，基础坚实，才能生长出复杂的经济结构并深化分工，而深化分工与产品质量提升正是一体两面。因此，产品质量的提升“功夫在诗外”，需要在多个层次上通过优化经济治理(economicgovernance)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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