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难以掩盖能源转型进程的艰难。即使是作为全球能源转型“优等生”的德国，面对强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最近也不得不调整策略：在强调205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80%目标不变的同时，降低对可再生能源设施补贴，并使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分摊更加“公平”，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必要对多重目标约束下的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实践进行深刻反思，以利未来我国能源转型的顺利推进。
一、我国当前能源转型的难度与复杂性前所未有
相比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和能源消费大国，我国“能源转型”的难度和复杂性可能居于首位。大体上，我国能源转型之难有四：
一是能源消费体量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按照BP世界能源统计的数据计算，2014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29.72亿吨油当量，相当于德国的9.6倍，日本的6.5倍，英国的15.8倍。
二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均未完成，能源消费总量还处于递增阶段，能源消费总量在一段时期内依然有继续增长的内在动力。而德国、日本、英国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已经进入能源消费总量下降阶段。
三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极高，而作为化石能源中“清洁能源”的天然气占比非常低。2014年，煤炭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份额为66%，全球仅次于南非(70.6%)，是世界平均水平(30%)两倍多;天然气份额仅为5.6%，属于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3.7%。
四是碳减排压力大，时间紧。2014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97.6亿吨，居全球第一。2000～2014年，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7.6%。2014年11月12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虽然近几年碳排放增速下降将快(2009～2014年排放年均增速为4%)，但中国碳排放要从目前的增长下降到零增长，仅有十五、六年的时间。总之，无论从能源的量级，能源需求的增长，还是能源结构和碳减排目标看，我国的能源转型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其他国家所难以想象的挑战。
二、影响当前我国能源转型推进的首要障碍
上述“四难”当然会增加我国能源转型的困难，但并不是影响我国能源转型推进的最主要障碍。当前，我国能源转型的首要障碍在于，产业界、理论界和实操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能源转型简单化、程式化理解倾向。在这一思维和观念影响下，影响我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能源转型被简化为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份额”问题，能源转型的推进也被归结为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决心”。似乎只要政府政策力度大，补贴到位，能源转型就能成功。德国成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模范生”的同时，其付出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规模也是庞大的。2013年，德国环境部部长曾表示，如果不收缩项目规模，德国的“绿色革命”在未来二十年成本将达到1万亿欧元(不包括已经花费的几千亿欧元)。因而，不久前国内产业界掀起了一场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能否负担得起“高昂”补贴的争论。
第二，目前的主流观点倾向于把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竞争力作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关键问题，认为随着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到可以与常规能源竞争，向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问题就迎刃而解。然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其实不是成本问题。事实上，即使在现有市场制度没有将化石燃料发电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情况下，目前风力资源条件良好的陆上风力发电成本已经足以与化石燃料电厂展开竞争。而在考虑化石能源外部性成本的条件下，风电、光伏发电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Ecofys能源咨询公司2014年为欧盟委员会起草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考虑外部性成本的情况下，陆上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度电成本分别为0.105欧元和0.125欧元，已经低于天然气发电(0.164欧元)和煤炭发电成(0.233欧元)。当然，目前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建立基于“完全成本”的电力交易市场，但这表明了风电和光伏电力已经具备了与化石燃料竞争的技术和成本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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