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光伏网讯:当前我国农村家庭总体能源消费结构效率低下，城乡用能品种结构差异大，各区域用能状况不尽相同，能源贫困与低效浪费现象共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结合城镇化进程高效化和清洁化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结构。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将发生从温饱型至享乐型的转变，而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总量也将持续增加。高效的能源消费结构是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反之，低效的能源消费结构则将束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如何评价当前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结构与模式，以及如何进一步优化和转型现有能源消费结构，成为当前亟需认识清楚的问题。
在不同时期，我国农村家庭能源的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城镇化的深入将电力、液化气、燃气等商品能源逐渐引入乡镇地区，为农村家庭的能源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农村家庭对能源消费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在能源市场价格、消费者特性、能源品种获取便捷性等多因素的综合考虑下，商品能源与非商品能源在众多农村家庭的消费篮子中并存，电力也成为其主要消费的商品能源。
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能源经济系团队自2013年起，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城镇乡村地区进行家庭能源消费调查，以农村为着眼点，对农村地区的家庭能源消费习惯和现状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调查研究。现如今，我国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存在如下特征和问题：
一是我国城乡能源消费结构有较大差距，农村能源消费效率相对低下。根据2014-2015年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家庭在电力、集中供暖和管道气方面的使用量较大，而农村家庭使用量最大的能源种类则为生物质能（秸秆、薪柴、杂草树叶、动物粪便等）、煤炭和电力。以每个家庭分能源消费比例均值衡量，农村家庭煤炭的使用量占比为8.58%，生物质能使用量占比为23.42%；而对于城镇家庭，相同比例分别为0.7%和2.74%。城乡能源消费组成大不相同。这种差异的产生与农村能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缺乏及能源品种的可获得性有很大关系。生物质能由于极低使用成本和较高可获取性，在经济欠发达区域得到广泛使用，且多以燃料形式用于烹饪供暖等家庭活动。然而，相对于一般商品能源，生物质能热值低，加热耗时长，能源效率差，造成我国农村能源消费总体效用低下。
二是由于经济实力、资源禀赋、能源获得性的不同，不同区域的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亦有明显区别。在我国农村家庭以生物质能为主要能源的大背景下，以东中西部地区分类，东部地区农村家庭能源使用种类相对多元化，生物质能、煤炭、液化气、电力均为该区域重要使用能源；中部地区以生物质能为主，煤炭、液化气、电力等商品能源为辅；西部地区则以生物质能为主导，煤炭和电力等商品能源使用较为少量。超高的生物质能使用比例进一步加剧西部农村家庭用能效率的低下。除东中西差别外，我国南北方的能源消费结构亦大不相同，生物质能地区使用份额差异不大，最大区别在于煤炭的使用量，北方明显多于南方，其占比分别为25%和4%。这与北方取暖用能需求相对更大有关，仅取暖用能就占北方家庭能源消耗总量的63%，而南方该占比仅为27%。这是由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惯所导致的地区用能结构差异。
三是整体上来看，我国城镇和农村在家庭用能支出方面存在差异，农村家庭能源支出负担相对较重。我国城镇用能支出明显高于农村地区，调查显示，2013年农村家庭能源总支出仅为1501元，而2012年，城镇家庭能源支出则已达到2977元，约为农村区域的2倍。尽管城镇人均能源总支出绝对数值更高，但农村人均能源总支出占比却比城镇高出5%，即农村居民在能源支出上的负担比城镇更重。分地区观察，在能源消耗多元化的东部地区，农村家庭人均能源消费支出为546.8元/年；而以商品用能为辅的中部地区为452.8元/年，以生物质能为主导的西部地区仅为350.3元/年。由于当前农村居民的能源支出负担相对较重，且受收入水平所限，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只好寻求成本更低的薪柴、桔梗等生物质能，以减少家庭能源支出上的压力，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农村能源消费效率。
四是我国农村家庭能源“贫困”与“浪费”的矛盾现象并存。由于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与限制，在不同能源品种选择下，农村居民具有一定消费弹性，高收入水平家庭能够购买更高效方便的商品能源，而低收入家庭往往为节省能源支出，甚至因为难以支付商品能源的费用，而选择使用成本几近于零的生物质能。2013年，我国12个地区平均消费可再生能源家庭的比例为63.1%，使用薪柴的家庭比例为55.3%，因此，我国农村对可再生能源消耗大多是建立在生物质能的基础上，大部分偏远农村家庭仍停留在以生物质能为重要能源来源的“能源贫困”阶段。但与此同时，我国因低能效而引发的“能源浪费”现象也不容忽视。农村低能效来自两方面，一是将生物质能直接作为燃料使用而导致的低效率；二是使用较多过时或高耗能的家用炊具、供暖设备及其他家电产品。这些均造成隐形的能耗损失与能源浪费，是未来在鼓励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同时，实现农村节能的潜力来源。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村家庭总体能源消费结构效率低下，城乡用能品种结构差异大，各区域用能状况不尽相同，能源贫困与低效浪费现象共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结合城镇化进程高效化和清洁化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结构。此外，为应对更大的农村能源消费需求，在鼓励农村居民增加商品能源的消费的同时，也可实现农村能源节约，二者实际并不矛盾。
一是与我国城镇化进程相结合，将农村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至更高效清洁的阶段。即在城镇化过程中，调整能源消费组合，增加农村地区高效清洁能源的可获得性，并提高能源使用的便捷性。在经济、财政、地理、人口等条件容许的乡镇农村过渡地带，可计划铺设能源管道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推广商品能源的使用。在城镇化过程中，利用新建筑群的涌现机遇，发展新能源。以能源消费结构的高效化趋势，解放城镇化过程因能源低效而引起的资源时间等成本约束，以清洁高效驱动发展，实现新型城镇化。同时，在快速变化的城镇化阶段，不仅要注重农村能源存量的优化，还更应在城乡人口动态流动调整中实现能源结构的优化。
二是以地区能源禀赋为基础，因地制宜发展适合农村特色能源品种消费。现阶段，可将重点放在生物质能高效清洁化利用上，构建农村生物质能试验基地，提供设备维修等配套服务，并向当地农村居民传授沼气、秸秆高效颗粒物等新技术。譬如在圈养业种植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依据农户间距离的不同，以村、组或户为基本单位，统一建设沼气池或秸秆高效颗粒物设备，收购或集中处理农户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动物粪便和废弃枝叶，使其转化为电气等高效能源形式供给入户。此外，在部分有特殊资源优势的地区，要充分发挥地区优势，拓展、促进清洁能源的使用。如在风能太阳能等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用能较多的家庭可考虑引入分布式新能源；在接近气源的农村地带，可通过构建燃气管道类基础设施或集中供暖设施，增加炊事供暖等家庭活动的便捷性。
三是着眼于农村家庭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的提高，改善农村家庭对商品能源的可支付能力和相对购买力。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能源支出负担较大，商品能源使用率不高，生物质能是农村家庭的重要能源消费组成。但生物质能用能效率之低下及搜集时间机会成本之高，在一定程度遏制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再者，儿童与青少年作为薪柴枝叶收集者，其受教育时间未能得到保障，这也影响其未来长远发展。农村后代甚至很可能陷入“收入低下—用能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政府需通过有针对性的扶贫项目增加能源支出的补贴，定位收入水平低下的家庭，将补贴放入商品能源价格中，鼓励其增加商品能源的使用，打破恶性循环。至于此部分支出如何补贴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则需将现有对农村能源的补贴政策和专项费用，与扶贫机制的资源相结合，实现精准扶贫的同时改善家庭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居民福利水平。
四是在鼓励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同时，通过普及更高效、更节能的燃具炊具等家用设备，从耗能终端减少能源浪费的现象，使消费与节能不再矛盾。近年，家电下乡项目一定程度鼓励了农村家庭的电力消费；在未来家用电器更新换代的节点，可将太阳能热水器等更高效能的家用电器和更节能的家用炊具纳入家电下乡设备列表，同时提高家电下乡规定的节能标准，并借助“以旧换新”的方式逐步淘汰能效极低的家用设备。此外，还需增强居民的节能意识，通过综合成本比较的方式，鼓励居民选择高效能的家用设备。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将发生从温饱型至享乐型的转变，而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总量也将持续增加。高效的能源消费结构是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反之，低效的能源消费结构则将束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如何评价当前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结构与模式，以及如何进一步优化和转型现有能源消费结构，成为当前亟需认识清楚的问题。
在不同时期，我国农村家庭能源的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城镇化的深入将电力、液化气、燃气等商品能源逐渐引入乡镇地区，为农村家庭的能源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农村家庭对能源消费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在能源市场价格、消费者特性、能源品种获取便捷性等多因素的综合考虑下，商品能源与非商品能源在众多农村家庭的消费篮子中并存，电力也成为其主要消费的商品能源。
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能源经济系团队自2013年起，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城镇乡村地区进行家庭能源消费调查，以农村为着眼点，对农村地区的家庭能源消费习惯和现状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调查研究。现如今，我国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存在如下特征和问题：
一是我国城乡能源消费结构有较大差距，农村能源消费效率相对低下。根据2014-2015年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家庭在电力、集中供暖和管道气方面的使用量较大，而农村家庭使用量最大的能源种类则为生物质能（秸秆、薪柴、杂草树叶、动物粪便等）、煤炭和电力。以每个家庭分能源消费比例均值衡量，农村家庭煤炭的使用量占比为8.58%，生物质能使用量占比为23.42%；而对于城镇家庭，相同比例分别为0.7%和2.74%。城乡能源消费组成大不相同。这种差异的产生与农村能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缺乏及能源品种的可获得性有很大关系。生物质能由于极低使用成本和较高可获取性，在经济欠发达区域得到广泛使用，且多以燃料形式用于烹饪供暖等家庭活动。然而，相对于一般商品能源，生物质能热值低，加热耗时长，能源效率差，造成我国农村能源消费总体效用低下。
二是由于经济实力、资源禀赋、能源获得性的不同，不同区域的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亦有明显区别。在我国农村家庭以生物质能为主要能源的大背景下，以东中西部地区分类，东部地区农村家庭能源使用种类相对多元化，生物质能、煤炭、液化气、电力均为该区域重要使用能源；中部地区以生物质能为主，煤炭、液化气、电力等商品能源为辅；西部地区则以生物质能为主导，煤炭和电力等商品能源使用较为少量。超高的生物质能使用比例进一步加剧西部农村家庭用能效率的低下。除东中西差别外，我国南北方的能源消费结构亦大不相同，生物质能地区使用份额差异不大，最大区别在于煤炭的使用量，北方明显多于南方，其占比分别为25%和4%。这与北方取暖用能需求相对更大有关，仅取暖用能就占北方家庭能源消耗总量的63%，而南方该占比仅为27%。这是由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惯所导致的地区用能结构差异。
三是整体上来看，我国城镇和农村在家庭用能支出方面存在差异，农村家庭能源支出负担相对较重。我国城镇用能支出明显高于农村地区，调查显示，2013年农村家庭能源总支出仅为1501元，而2012年，城镇家庭能源支出则已达到2977元，约为农村区域的2倍。尽管城镇人均能源总支出绝对数值更高，但农村人均能源总支出占比却比城镇高出5%，即农村居民在能源支出上的负担比城镇更重。分地区观察，在能源消耗多元化的东部地区，农村家庭人均能源消费支出为546.8元/年；而以商品用能为辅的中部地区为452.8元/年，以生物质能为主导的西部地区仅为350.3元/年。由于当前农村居民的能源支出负担相对较重，且受收入水平所限，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只好寻求成本更低的薪柴、桔梗等生物质能，以减少家庭能源支出上的压力，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农村能源消费效率。
四是我国农村家庭能源“贫困”与“浪费”的矛盾现象并存。由于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与限制，在不同能源品种选择下，农村居民具有一定消费弹性，高收入水平家庭能够购买更高效方便的商品能源，而低收入家庭往往为节省能源支出，甚至因为难以支付商品能源的费用，而选择使用成本几近于零的生物质能。2013年，我国12个地区平均消费可再生能源家庭的比例为63.1%，使用薪柴的家庭比例为55.3%，因此，我国农村对可再生能源消耗大多是建立在生物质能的基础上，大部分偏远农村家庭仍停留在以生物质能为重要能源来源的“能源贫困”阶段。但与此同时，我国因低能效而引发的“能源浪费”现象也不容忽视。农村低能效来自两方面，一是将生物质能直接作为燃料使用而导致的低效率；二是使用较多过时或高耗能的家用炊具、供暖设备及其他家电产品。这些均造成隐形的能耗损失与能源浪费，是未来在鼓励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同时，实现农村节能的潜力来源。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村家庭总体能源消费结构效率低下，城乡用能品种结构差异大，各区域用能状况不尽相同，能源贫困与低效浪费现象共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结合城镇化进程高效化和清洁化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结构。此外，为应对更大的农村能源消费需求，在鼓励农村居民增加商品能源的消费的同时，也可实现农村能源节约，二者实际并不矛盾。
一是与我国城镇化进程相结合，将农村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至更高效清洁的阶段。即在城镇化过程中，调整能源消费组合，增加农村地区高效清洁能源的可获得性，并提高能源使用的便捷性。在经济、财政、地理、人口等条件容许的乡镇农村过渡地带，可计划铺设能源管道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推广商品能源的使用。在城镇化过程中，利用新建筑群的涌现机遇，发展新能源。以能源消费结构的高效化趋势，解放城镇化过程因能源低效而引起的资源时间等成本约束，以清洁高效驱动发展，实现新型城镇化。同时，在快速变化的城镇化阶段，不仅要注重农村能源存量的优化，还更应在城乡人口动态流动调整中实现能源结构的优化。
二是以地区能源禀赋为基础，因地制宜发展适合农村特色能源品种消费。现阶段，可将重点放在生物质能高效清洁化利用上，构建农村生物质能试验基地，提供设备维修等配套服务，并向当地农村居民传授沼气、秸秆高效颗粒物等新技术。譬如在圈养业种植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依据农户间距离的不同，以村、组或户为基本单位，统一建设沼气池或秸秆高效颗粒物设备，收购或集中处理农户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动物粪便和废弃枝叶，使其转化为电气等高效能源形式供给入户。此外，在部分有特殊资源优势的地区，要充分发挥地区优势，拓展、促进清洁能源的使用。如在风能太阳能等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用能较多的家庭可考虑引入分布式新能源；在接近气源的农村地带，可通过构建燃气管道类基础设施或集中供暖设施，增加炊事供暖等家庭活动的便捷性。
三是着眼于农村家庭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的提高，改善农村家庭对商品能源的可支付能力和相对购买力。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能源支出负担较大，商品能源使用率不高，生物质能是农村家庭的重要能源消费组成。但生物质能用能效率之低下及搜集时间机会成本之高，在一定程度遏制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再者，儿童与青少年作为薪柴枝叶收集者，其受教育时间未能得到保障，这也影响其未来长远发展。农村后代甚至很可能陷入“收入低下—用能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政府需通过有针对性的扶贫项目增加能源支出的补贴，定位收入水平低下的家庭，将补贴放入商品能源价格中，鼓励其增加商品能源的使用，打破恶性循环。至于此部分支出如何补贴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则需将现有对农村能源的补贴政策和专项费用，与扶贫机制的资源相结合，实现精准扶贫的同时改善家庭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居民福利水平。
四是在鼓励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同时，通过普及更高效、更节能的燃具炊具等家用设备，从耗能终端减少能源浪费的现象，使消费与节能不再矛盾。近年，家电下乡项目一定程度鼓励了农村家庭的电力消费；在未来家用电器更新换代的节点，可将太阳能热水器等更高效能的家用电器和更节能的家用炊具纳入家电下乡设备列表，同时提高家电下乡规定的节能标准，并借助“以旧换新”的方式逐步淘汰能效极低的家用设备。此外，还需增强居民的节能意识，通过综合成本比较的方式，鼓励居民选择高效能的家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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