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前德国能源署署长史蒂芬˙科勒先生分享了德国能源转型中的经验心得。其中，在会议开始前，记者特地收集了一些中国能源专家普遍关心的问题，科勒先生在本次论坛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详尽回答：
以下内容根据科勒先生发言整理：
德国为什么要进行能源转型
科勒：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成立了弗莱堡生态研究所，主要负责未来能源转型的研究，当时有两大因素促成了德国的能源转型计划，其一：弃用核能；早期的弃核斗争因切尔诺贝利事故开始。当时，德国内部普遍分为两个派系，以绿党为代表的激进弃核派，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保留派。但在福岛核电事故之后，两个派系最终统一了观点——弃用核电。
另一个引发能源转型的驱动力是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特别是鲁尔地区，当地化石能源造成了森林大面积的枯萎，在巨大的环保压力下，德国开始了能源转型。
德国有没有可再生能源路线图？
科勒：我们是有可再生能源路线图的，其中，这幅路线路有三个支柱：1、提高能效、2、退出化石能源、3、提高化石能源使用效果。
事实上，这三个支柱，有些走的快，也有一些没有达到预期。
比如，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我们就走的非常快，2000年，我们发电量中只有5%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一大部分还是水电，但到了现在，33%的发电量都是可再生能源。这种爆炸性增长离不开《可再生能源法》的支持，这部法律有两个关键规定，其一：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20年不变；其二，强制电网采购的规定，可再生能源优先上网。
当然，德国光伏产业发展的速度之快，中国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中国生产的光伏板成本很低，由于《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了比较高的上网电价，刺激了非常多的德国人在中国购买光伏板，在德国安装发电，这里有非常高的利润。
但在德国能源转型中，电网的建设成了德国能源转型的掣肘。譬如，德国风电主要建立在北部人口稀少的地区，但能耗中心却在南部巴伐利亚州等地，这造成了一些弃光、弃风现象。此外，德国能源转型路线图中每年计划3%的建筑节能计划现在每年只完成了0.8%-0.9%。油价下跌成为交通能源转型的巨大掣肘。去年德国油耗增加了3%。这样2020年，交通CO2排放减少40%的任务可能没法完成。
为何既要减少CO2排放，还要高喊弃核？
科勒：我本身是名核电工程师，自从去了弗莱堡研究所以后，我也开始反核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能保障他的绝对安全。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历史上两次核电事故，那是两次非常幸运的事故。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石墨堆把绝大部分颗粒带到了高空，使污染被带到了很高的地方，然后在全欧洲扩散，这使事故对当地的影响处在有限范围。如果这次事故发生在德国，那一定会比切尔诺贝利严重。
再看看福岛核电站也很幸运。当时事故发生时，天气刚好刮的是西风，西风把放射物质带到了海上稀释。假设当时刮的是东风，那全东京人口都被要疏散，那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对核废料没有最终处理的办法，现在，全球对核废料都没有一个有效的处理方案。我们有个最大的核电站——太阳，它通过不断核聚变，给我们输送又安全，又清洁的能源。既然我们有可再生能源，为什么不选它的，这样我们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智能电网、放在可再生能源的消纳上。
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孰先孰后？
科勒：提高能效是基础，因为提高能效的技术成熟，具备经济上的可操作性？那么为什么大家不去做呢，那就要问大家了，你开车，为什么不用电动车，而采用更高能耗的化石能源车辆？根本原因是用户没有积极性。所以因此，德国经济部开展了“能效第一”的项目，为民众提供补贴，号召全体民众，节省能源。
对于可再生能源，我们需要予以资助、促进，但这有两个先决条件。1、电网能否承载；2、能否通过智能手段保障消纳，否则，我们会谨慎发展可再生能源。
这也使我们近期的主要工作核心——如何用智能电网，消纳、补偿风光波动。譬如，你的冰箱，空调，根据你的工作状况，决定工作时间。同时，储能也很重要，比如，电动车需要续电，这些东西怎么解决。
我们也会探索一些长远技术，譬如氢能。现在德国北部的海上风电年运行小时数已经超过4000了，因此，在靠近海上的地区，我们尝试用电解水合成氢，再用氢与CO2合成甲烷。预计这个技术会在2035年成熟，但在过渡期间，还是用石油天然气和部分煤炭，这段时间，尽可能提高化石能源效果，这其中，包括脱CO2技术。
德国能源转型成功了吗？
科勒：如果不犯错误，算是成功的，能源转型，需要稳健步伐，不能带能源意识形态，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合理计划。很多人认为德国人比较理智，但事实并不是如此（笑）。
现在，德国弃风在德国造成的损失大概有10亿欧元。譬如北海地区，但最大的问题是电网还要收购这些被弃掉的电。这些电费被分摊到了用户身上，现在，德国每度电里包含6.3欧分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这在2015年就造成了上百亿的负担，希望中国不要走这样的路。
以下内容根据科勒先生发言整理：
德国为什么要进行能源转型
科勒：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成立了弗莱堡生态研究所，主要负责未来能源转型的研究，当时有两大因素促成了德国的能源转型计划，其一：弃用核能；早期的弃核斗争因切尔诺贝利事故开始。当时，德国内部普遍分为两个派系，以绿党为代表的激进弃核派，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保留派。但在福岛核电事故之后，两个派系最终统一了观点——弃用核电。
另一个引发能源转型的驱动力是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特别是鲁尔地区，当地化石能源造成了森林大面积的枯萎，在巨大的环保压力下，德国开始了能源转型。
德国有没有可再生能源路线图？
科勒：我们是有可再生能源路线图的，其中，这幅路线路有三个支柱：1、提高能效、2、退出化石能源、3、提高化石能源使用效果。
事实上，这三个支柱，有些走的快，也有一些没有达到预期。
比如，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我们就走的非常快，2000年，我们发电量中只有5%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一大部分还是水电，但到了现在，33%的发电量都是可再生能源。这种爆炸性增长离不开《可再生能源法》的支持，这部法律有两个关键规定，其一：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20年不变；其二，强制电网采购的规定，可再生能源优先上网。
当然，德国光伏产业发展的速度之快，中国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中国生产的光伏板成本很低，由于《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了比较高的上网电价，刺激了非常多的德国人在中国购买光伏板，在德国安装发电，这里有非常高的利润。
但在德国能源转型中，电网的建设成了德国能源转型的掣肘。譬如，德国风电主要建立在北部人口稀少的地区，但能耗中心却在南部巴伐利亚州等地，这造成了一些弃光、弃风现象。此外，德国能源转型路线图中每年计划3%的建筑节能计划现在每年只完成了0.8%-0.9%。油价下跌成为交通能源转型的巨大掣肘。去年德国油耗增加了3%。这样2020年，交通CO2排放减少40%的任务可能没法完成。
为何既要减少CO2排放，还要高喊弃核？
科勒：我本身是名核电工程师，自从去了弗莱堡研究所以后，我也开始反核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能保障他的绝对安全。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历史上两次核电事故，那是两次非常幸运的事故。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石墨堆把绝大部分颗粒带到了高空，使污染被带到了很高的地方，然后在全欧洲扩散，这使事故对当地的影响处在有限范围。如果这次事故发生在德国，那一定会比切尔诺贝利严重。
再看看福岛核电站也很幸运。当时事故发生时，天气刚好刮的是西风，西风把放射物质带到了海上稀释。假设当时刮的是东风，那全东京人口都被要疏散，那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对核废料没有最终处理的办法，现在，全球对核废料都没有一个有效的处理方案。我们有个最大的核电站——太阳，它通过不断核聚变，给我们输送又安全，又清洁的能源。既然我们有可再生能源，为什么不选它的，这样我们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智能电网、放在可再生能源的消纳上。
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孰先孰后？
科勒：提高能效是基础，因为提高能效的技术成熟，具备经济上的可操作性？那么为什么大家不去做呢，那就要问大家了，你开车，为什么不用电动车，而采用更高能耗的化石能源车辆？根本原因是用户没有积极性。所以因此，德国经济部开展了“能效第一”的项目，为民众提供补贴，号召全体民众，节省能源。
对于可再生能源，我们需要予以资助、促进，但这有两个先决条件。1、电网能否承载；2、能否通过智能手段保障消纳，否则，我们会谨慎发展可再生能源。
这也使我们近期的主要工作核心——如何用智能电网，消纳、补偿风光波动。譬如，你的冰箱，空调，根据你的工作状况，决定工作时间。同时，储能也很重要，比如，电动车需要续电，这些东西怎么解决。
我们也会探索一些长远技术，譬如氢能。现在德国北部的海上风电年运行小时数已经超过4000了，因此，在靠近海上的地区，我们尝试用电解水合成氢，再用氢与CO2合成甲烷。预计这个技术会在2035年成熟，但在过渡期间，还是用石油天然气和部分煤炭，这段时间，尽可能提高化石能源效果，这其中，包括脱CO2技术。
德国能源转型成功了吗？
科勒：如果不犯错误，算是成功的，能源转型，需要稳健步伐，不能带能源意识形态，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合理计划。很多人认为德国人比较理智，但事实并不是如此（笑）。
现在，德国弃风在德国造成的损失大概有10亿欧元。譬如北海地区，但最大的问题是电网还要收购这些被弃掉的电。这些电费被分摊到了用户身上，现在，德国每度电里包含6.3欧分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这在2015年就造成了上百亿的负担，希望中国不要走这样的路。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609/13/15853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