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光伏网讯:未来三十年的中国能源走向将如何？2016年8月25日在上海市召开的第十一届亚洲太阳能光伏创新与合作论坛上，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仁贤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实现路径》主题演讲中给出了答案。
众所周知，我国政府承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水平比2005年降低40%-45%，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水平比2005年降低60%-65%；目前已下降了18%，至2020年还需下降22%以上，至2030还需下降更多。我国2020年、2030年电源装机总规模预计达到21亿千瓦、30亿千瓦，煤电占比下降到57%和44%，仍然是主体，这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中国2050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前景怎么样？未来三十年，如果每年减少1亿吨煤炭，中国将由目前的火电打捆光伏和风电，彻底扭转为光伏、风电、储能打捆部分煤电和燃气。对中国来说在2050年实现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把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00亿吨左右减为30亿吨，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实现的技术路径
曹仁贤认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实现有两个条件，一是制度安排，二是技术路径。在技术方面，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实现的技术路径首先是降低成本，促进产业升级。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必须循序渐进地下降，不能像现在这样“有库存了，就‘跳楼’了”，光伏组件一下子从4元跳到3元，这种现象是病态的、不健康的。降低成本是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前提，但需要一个相对合理的能源价格和电力市场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电价下降是必然趋势，必须倒逼成本下降，优胜劣汰。
同时，曹仁贤认为，通过技术创新要在未来5-10年把光伏度电成本降低30%-50%，其中高效的电池发展是关键，同时提高逆变器的转换效率，遵循因地制宜、科学设计理念，让大容量的规模化电站和分布式小系统并举，采用优秀的跟踪器、使用智能运维手段。通过对关键设备不断进行优化和技术创新进一步提高系统PR等指标。
“风电的装机要远大于光伏，就新一代风机发电系统研发而言，其终极技术目标是降低度电成本。”曹仁贤表示，“首要任务是提高风能利用率，其重要特征是智慧风能，采用轻量化设计，降低风机制造成本，加快产品迭代。采用紧凑型传动链形式，实现传动链轻量化，兼顾低风速地带，制造更大容量的机组。”
储能是提高光伏风电渗透率的必然途径
要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目标，就要让火电退出，为可再生能源让路。风电和光电的占比要逐步增加，火电的占比要逐步下降。未来三十年火电怎么退出？除了降低成本，可再生能源电网适应性也很重要。可再生能源发电要提高对电网的适应性和支撑性，为更大规模的接入创造条件。
曹仁贤认为，储能是提高光伏风电高渗透率的必然途径。通过储能系统实现调频调峰，提高电网灵活性，采用虚拟同步发电技术让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系统的特性接近火电发电系统。
截至2015年，中国累计运行储能项目(不含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和储热)118个，装机105MW，占全球储能项目总装机的11%。储能市场主要以锂离子电池、铅蓄电池和液流电池为主，且锂离子电池的累计装机规模占比最大，占市场总装机的2/3。
曹仁贤还提到，我国储能市场主要以分布式发电及微网、可再生能源并网领域为主，二者累计装机规模超过中国市场的80%。特别是分布式发电和微网，无论在累计装机规模还是项目个数上均占据第一的位置，占比分别为56%和77%。
“微电网可以并网运行，也可孤岛运行，可以对大电网进行有效的补充，使大电网能够在更加安全的状态运行，提高供电灵活性与可靠性。”他表示。
曹仁贤认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实现还需要先进、透明的电网调度技术和运行模式。能源互联网的大数据平台，可实现资产配置的优化；虚拟电厂是迈向能源互联网的关键因素，可实现对大量分布式电源的灵活控制，从而保证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大数据与虚拟电厂相结合：对发电企业来说，可以预测发电情况和电网负荷，实现优化调度；对用电企业而言，可以预测用电量，结合电价信息，进行需求响应。
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制度安排
改革创新是能源变革最基本的动力。当前，我们需要抓住机遇，用法律的手段创造适应可再生能源体制机制的市场环境，必须按照依法治国的理念，全面落实依法治能的政策。
2006年颁布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为可再生能源依法生产经营奠定了法律基础，时隔十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同时也暴露了很多问题，全国弃光、弃风、拖欠补贴现象愈演愈烈，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要求光伏、风电企业倒补煤炭企业的荒唐政策。我国《电力法》已经20年没有修改了。这几年国家虽也出台了节能调度管理办法、可再生能源优先全额收购、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各种配套文件，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归根到底，我们缺少了一部能源领域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要切实利用法律手段，解决各种能源的优先秩序和竞争问题，引导、调节国家能源结构的科学转变。
此外，还需加快旨在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变化应对法》的立法进程；建立以配额制的实施为基础的可交易绿色证书制度，积极构建基于市场的可再生能源电能供求机制和市场交易体系；建立完善碳排放交易平台、逐步推动对所有企业都有约束力的碳排放指标量化要求，尽快开展资源环境税征收。
曹仁贤在演讲中指出：建立电力现货、备货、期货市场，开发电力辅助市场，并真正实现电力交易市场化才能最终解决中国能源的结构问题。要通过电力改革提升可再生能源运营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通过生产、存储、传输、消费环节实现市场自由配置，打破垄断经营。
在演讲结束之时，曹仁贤分享了自己关于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实现路径的六点看法：可再生能源发电将在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未来电网系统是“信息—物理”一体化的能源互联网；火电灵活性是未来三十年火电逐步退出的前提；储能技术的发展将改变电网的未来；只有电力自由化才能真正解决中国能源的各种问题；中国实现60%-80%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是完全可行的。
众所周知，我国政府承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水平比2005年降低40%-45%，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水平比2005年降低60%-65%；目前已下降了18%，至2020年还需下降22%以上，至2030还需下降更多。我国2020年、2030年电源装机总规模预计达到21亿千瓦、30亿千瓦，煤电占比下降到57%和44%，仍然是主体，这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中国2050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前景怎么样？未来三十年，如果每年减少1亿吨煤炭，中国将由目前的火电打捆光伏和风电，彻底扭转为光伏、风电、储能打捆部分煤电和燃气。对中国来说在2050年实现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把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00亿吨左右减为30亿吨，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实现的技术路径
曹仁贤认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实现有两个条件，一是制度安排，二是技术路径。在技术方面，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实现的技术路径首先是降低成本，促进产业升级。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必须循序渐进地下降，不能像现在这样“有库存了，就‘跳楼’了”，光伏组件一下子从4元跳到3元，这种现象是病态的、不健康的。降低成本是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前提，但需要一个相对合理的能源价格和电力市场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电价下降是必然趋势，必须倒逼成本下降，优胜劣汰。
同时，曹仁贤认为，通过技术创新要在未来5-10年把光伏度电成本降低30%-50%，其中高效的电池发展是关键，同时提高逆变器的转换效率，遵循因地制宜、科学设计理念，让大容量的规模化电站和分布式小系统并举，采用优秀的跟踪器、使用智能运维手段。通过对关键设备不断进行优化和技术创新进一步提高系统PR等指标。
“风电的装机要远大于光伏，就新一代风机发电系统研发而言，其终极技术目标是降低度电成本。”曹仁贤表示，“首要任务是提高风能利用率，其重要特征是智慧风能，采用轻量化设计，降低风机制造成本，加快产品迭代。采用紧凑型传动链形式，实现传动链轻量化，兼顾低风速地带，制造更大容量的机组。”
储能是提高光伏风电渗透率的必然途径
要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目标，就要让火电退出，为可再生能源让路。风电和光电的占比要逐步增加，火电的占比要逐步下降。未来三十年火电怎么退出？除了降低成本，可再生能源电网适应性也很重要。可再生能源发电要提高对电网的适应性和支撑性，为更大规模的接入创造条件。
曹仁贤认为，储能是提高光伏风电高渗透率的必然途径。通过储能系统实现调频调峰，提高电网灵活性，采用虚拟同步发电技术让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系统的特性接近火电发电系统。
截至2015年，中国累计运行储能项目(不含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和储热)118个，装机105MW，占全球储能项目总装机的11%。储能市场主要以锂离子电池、铅蓄电池和液流电池为主，且锂离子电池的累计装机规模占比最大，占市场总装机的2/3。
曹仁贤还提到，我国储能市场主要以分布式发电及微网、可再生能源并网领域为主，二者累计装机规模超过中国市场的80%。特别是分布式发电和微网，无论在累计装机规模还是项目个数上均占据第一的位置，占比分别为56%和77%。
“微电网可以并网运行，也可孤岛运行，可以对大电网进行有效的补充，使大电网能够在更加安全的状态运行，提高供电灵活性与可靠性。”他表示。
曹仁贤认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实现还需要先进、透明的电网调度技术和运行模式。能源互联网的大数据平台，可实现资产配置的优化；虚拟电厂是迈向能源互联网的关键因素，可实现对大量分布式电源的灵活控制，从而保证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大数据与虚拟电厂相结合：对发电企业来说，可以预测发电情况和电网负荷，实现优化调度；对用电企业而言，可以预测用电量，结合电价信息，进行需求响应。
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制度安排
改革创新是能源变革最基本的动力。当前，我们需要抓住机遇，用法律的手段创造适应可再生能源体制机制的市场环境，必须按照依法治国的理念，全面落实依法治能的政策。
2006年颁布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为可再生能源依法生产经营奠定了法律基础，时隔十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同时也暴露了很多问题，全国弃光、弃风、拖欠补贴现象愈演愈烈，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要求光伏、风电企业倒补煤炭企业的荒唐政策。我国《电力法》已经20年没有修改了。这几年国家虽也出台了节能调度管理办法、可再生能源优先全额收购、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各种配套文件，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归根到底，我们缺少了一部能源领域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要切实利用法律手段，解决各种能源的优先秩序和竞争问题，引导、调节国家能源结构的科学转变。
此外，还需加快旨在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变化应对法》的立法进程；建立以配额制的实施为基础的可交易绿色证书制度，积极构建基于市场的可再生能源电能供求机制和市场交易体系；建立完善碳排放交易平台、逐步推动对所有企业都有约束力的碳排放指标量化要求，尽快开展资源环境税征收。
曹仁贤在演讲中指出：建立电力现货、备货、期货市场，开发电力辅助市场，并真正实现电力交易市场化才能最终解决中国能源的结构问题。要通过电力改革提升可再生能源运营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通过生产、存储、传输、消费环节实现市场自由配置，打破垄断经营。
在演讲结束之时，曹仁贤分享了自己关于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实现路径的六点看法：可再生能源发电将在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未来电网系统是“信息—物理”一体化的能源互联网；火电灵活性是未来三十年火电逐步退出的前提；储能技术的发展将改变电网的未来；只有电力自由化才能真正解决中国能源的各种问题；中国实现60%-80%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是完全可行的。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608/25/1602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