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行业的领跑者。短短5年，我国在该领域的投资就从390亿美元猛增至1110亿美元，太阳能发电能力增长了167倍，风能则翻了两番。可再生能源的实际利用率也在迅速增长，非化石燃料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8.3%提高到2015年的12%，超过了11.4%的既定目标，也为我国兑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15%的哥本哈根承诺以及2030年20%的巴黎承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也面临着向低碳电力转型的各种挑战，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弃电”，即便风能和太阳能电厂可以生产电力，电网也无法将其并入。2015年上半年，我国将近10%的太阳能发电能力未被利用，而全年被浪费的风力发电则高达15%(新能源圈注：目前实际情况可能远高于这个数值)。在甘肃、宁夏、黑龙江、新疆和云南等省份，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法》禁止“弃风弃光”，但问题依旧，部分在于技术原因。但是，绝大部分原因并非技术性的。在实践中，化石燃料发电厂比可再生能源有优先权，在我国这样一个燃煤发电产能大量过剩的国家，给太阳能和风能留下的空间就更小了。另外，可再生能源布局整合如何落实也缺乏明确安排。因此，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健康发展必须更好地制定和落实政策。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政府在过去两个月中连续打出了三记“组合拳”。
一、紧急叫停新燃煤电厂建设
中央政府已经下令13个省份暂缓核准自用煤电项目，15省缓建已经批准的项目。政府还制定了一个煤电建设风险预警机制，预测并阻止地方政府作出让未来煤电过剩恶化的决策。根据未来3年的预警信号，28个省级电网区域的预警状态为预警程度最严峻的“红色”。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暂停批准项目，企业也要重新考虑投资。我国政府此举的目的是通过遏制占主导地位煤电的进一步扩张，防止煤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生破坏性的竞争。
二、通过“管理办法”保证上网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销售
3月份出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简称《办法》)为风电和可利用规模的太阳能发电设置了保障性收购年利用小时数，以保证这些项目的成本回收并取得合理的利润。《办法》中首次提出，如果化石燃料发电挤占了可再生能源的保障性收购份额，就要对其作出补偿。这样一来，化石燃料所挤占的这部分市场的发电成本就会提高。在保障性收购之外，《办法》也鼓励可再生能源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参与电力市场。由于可再生能源的边际成本较低，这一举措可以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规模。另外，《办法》对于其他可再生能源形式，如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和分布式太阳能发电等，也都规定了保障性收购。
《办法》还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管理者、化石燃料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厂，以及电网公司的角色和责任。《办法》的出台，使我国向着绿色电力调度系统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制定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发电目标
中央政府发布了“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为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波浪能和潮汐能等)发电制定了最低消费目标。如今，已经有31个省份定下了2020年的消费目标，从5%到13%不等，将大大激励地方政府对可再生能源进行整合。
与此同时，“指导意见”还要求电力企业到2020年要实现非水力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总发电量中至少占比9%，也就是说差不多要在5年内翻一番。它还明确了设立绿色电力证书交易机制的目标，在该机制下，电力企业可以出售或购进可再生能源，通过这种方式来满足上面提到的要求。
政府最近的一系列措施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努力减少可再生能源浪费的一个“大招”。这些举措也反映出政府利用市场力量来解决危机的尝试。
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必须对上述措施的落实和效果进行密切监测和评估，如果需要的话，还要果断予以强化。可以看出，政府已经意识到加强环境政策执行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
国内顶级能源专家得出结论说，除了2030年的目标之外，我国也有相当大的机会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也就是说，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到一次能源消费的60%和电力消费的85%。我国只有采取富有魄力的政策，时时处处支持可再生能源，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最近的一系列进展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正朝着这一艰巨但光辉的目标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