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进入光伏行业的时候，正好赶上光伏极速发展的时期——说高速都嫌慢，说极速更确切——每家每户都供不应求，投资人和四大忙得日夜颠倒，纳斯达克和纽交所的上市钟被中国的光伏企业不停敲响，客户开着车在各个工厂门口等货，报关员每天都要统计海外出货。盛事养兵，我赶上了这个好时候，在市场部做着调研员这种不咸不淡的工作。
2007年2月份，当时从事光伏相关生产的公司，我记得很清楚，是262家，其中还包括十几家很小的做离网路灯的企业。当时ENF官网上的数据是150多家，我们的调研数据完胜。2007年5月份，我所在的公司在美国上市了。到2007年12月31日，公司员工已经快2000人，而当年1月4日入职的我，工号是146。
人生最精彩的部分在于你也不知道你的蝴蝶效应从何而起。我的改变就因为在一次碰头会上用英语提了个问题，而销售部老大觉得正缺会英语的拓展类人才，于是把我调去业务拓展部做组件业务拓展。然后公司收购了下游两个组件厂，而我们BD部只有我一个人懂组件，于是我又顺理成章成了销售部一员。
再后来，公司内部调整，我莫名其妙成了亚太区经理。然后若干分区从我的管辖范围里被剥离，比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只要当地有政策的都被独立成一块，最后剩在我手里的市场——印度。
佛经里说要“悟空”，因为“空”才能接纳。我对印度既没偏见也无期待，踏上第一次旅途、写了第一封邮件、接待了第一个客户。一切平和，非喜非怒，直到第一个大单谈成。成功的喜悦让我对印度这个福地好感倍增。再后来某一次去印度出差，一路晕机过去一路呕吐回来，回国才发现有了喜。于是我挺着个大肚子陪着上门的印度客户验厂、看装箱、扫barcode，来来回回。
2011年之后，光伏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各个国家补贴政策开始递减，而天平这头的产能还在盲目扩大。供不应求变成供大于求，欧洲市场血拼短刀的厮杀就开始了。各个大佬纷纷在欧洲港口建仓库，打时间差做现货销售；接着欧洲先双反，第二年美国再双反。
然后是外贸下滑的同时，2011年秋冬，我在家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刷手机看光伏新闻：国内项目风生水起，无数人跑去西北和内蒙大兴土木。半年之后，路条倒卖、皮包EPC总包、电站开发、电站收购、基金介入、工厂赊销、产品入股……一时好不热闹。
2012年的冬天，我终于萌生了退出光伏的想法。
一次吃火锅，我忽然发现自己变得格格不入：他们是卖逆变器的、做接线盒的、做TPE背板的、做组件生产的，但他们都想着圈屋顶包装成项目然后申请补贴去“赚”钱，而我只担心最后这个项目发出来的电是否符合电网标准。
当我提出疑问，回应我的是一片哄笑。他们不在乎并网，反正金太阳只管安装量不管发电量。这个政策设计犹如黑洞，诱惑着人们。此时的金太阳项目已经把国内大部分B级产品消耗殆尽，而优质A类组件竟然囤积仓库无人问津。
难道不应该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吗？难道不应该首先保证研发资金吗？
不喝酒的人在醉酒者狂欢的聚会里无所适从，而醉鬼们觉得清醒的人是异类。
利用政策缺陷赚钱是商人本性无可厚非，但政策变化时，赌徒们充分暴露了人性阴暗：骗、哄、赖、拖欠。一场又一场的官司充斥着新闻，闹剧不断上演。人性的黑暗甚至在全球扩大，连东欧和印度的开发商都学会拿着PPA和路条来中国赊购组件和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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