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5)》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布。报告在利用新的研究方法解释为什么中国是高碳排放经济的同时，还提出了要尽快进行产业升级换代，实现区域产业转移，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改革进出口贸易结构，发展绿色生产和绿色贸易的政策建议。
报告指出，中国自加入WTO后迅速融入国际化分工，成为全球价值链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的同时，也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和环境污染大国，而中国的环境污染和高碳排放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以及所处位置(中国参与度高但相对低端)密切相关，这也是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通过将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嵌入国际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孟渤等人发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还在下游低端靠上一点，这是引起中国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要从根本上节能减排、治理环境，中国必须提升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报告在从生产和消费的不同角度对中国地区的碳排放进行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生产的碳排放较多，但沿海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碳消费较多，也就是说，中国国内各地区间存在着严重的碳泄露问题。其原因之一可能是西部大开发和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提速开发战略的实施的副作用。
此外，报告认为，国际分工深化和国际贸易推进大大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排泄露，对外经贸大学的裴建锁、王飞教授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孟渤、名古屋大学教授薛进军教授研究发现：一国的环境问题与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方式以及所处的位置密不可分。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后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但仍然处于相对低端。其特点是中国的最终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从而确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这种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最终产品里隐含了大量高碳中间产品，而这些中间品的环境成本被严重低估了;在分析国内价值链和碳排放问题时作者发现，沿海地区相对处于产业链下游，是国内贸易隐含碳的净输入地区。沿海地区处于相对下游位置，从其他地区发生了净二氧化碳排放流入，从而产生了中国地区间的碳泄漏问题。
孟渤和薛进军同时指出：中国在接受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转移”成为“受害者”的同时，也因为产业链的低端向发展中国家延伸而产生了向发展中国家碳排放转移的较强势头。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助理教授高宇宁和郑云峰博士尝试通过剔除作为生产的增加值中的自然资本的损失来得到真实财富即真实GDP。他们的计算结果表明，工业在绿色要素方面整体补贴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在使用侧的自然资本损耗占增加值比重大幅减低到6%的水平，已经整体接近中国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工业行业之间的差异缩小，通过绿色要素的重新分配，使得使用侧的行业自然资本损耗分布更加平衡。而在生产侧属于上游的高耗能、高排放、高矿耗的行业部门，因其对下游行业在绿色要素上的大量补贴。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宇等人对环保部出台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新标准对中国宏观经济和排放的影响的模拟结果显示，新标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致使GDP增速下降1.25%，火电行业产出下降3.99%。但新标准能够降低高耗能行业产出，有利于节能减排。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邹乐乐和名古屋大学教授薛进军利用CGE模型对能源税和碳税的功能进行了仿真，结果认为，从短期来看征收不同税率的碳税和能源税会引起生产成本上升，进而带来GDP的下降，但这两种税收政策对GDP的损失不会超过0.8%，属于可承受的水平。但从长远来看，能源税和碳税都能降低部门的能源消耗和相应的CO2排放，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潜在能量。作者还建议采用混合碳税和能源税政策，以实现更多的减排并将经济成本降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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