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去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聚焦“依法治国”，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这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早在8年前，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积极探索实践法治浙江建设。同年，温州市委全会审议通过了建设“法治温州”的决定，8年多来温州上下一心、一以贯之地积极探索实践“法治温州”建设，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鲜活样本。
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昨天召开。1月13日起，中共温州市委建设“法治温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本报共同推出《法治中国的温州故事》系列报道，通过讲故事、摆事实，回顾温州市在民主政治、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普法教育、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和成果，记录法治中国在温州的实践与创新。
近年来，在践行司法公正的过程中，温州法院在破产案件简化审理程序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温州中院也因此跻身全国首批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方式改革试点法院，从而又创下一个“敢为先”的温州样本。今天让我们来听听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所长金国达讲述的故事。
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所长金国达：
2012年10月26日，多云，些许闷热。
这一天，瓯海区人民法院指定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这家公司因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向瓯海法院申请破产重组。身为事务所所长，我意识到这或许是入行20多年来最难啃的骨头。
2014年1月4日，天气阴冷。那天，重组方资金全部到位，心头大石终于落下。435天里，阅读过数十万字的文案书籍，整日起早贪黑，头发也白了大半，但想到为推进破产法作出贡献，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接手前我与多数人一样“谈破产色变”
2013年，是温州推动破产法最轰轰烈烈的一年，全年审理198件破产案件，审结153件，令20多家企业起死回生。全国各地不断有学者来温调研，甚至有最高院专家说出“若不是温州对破产法的推动，恐怕破产法都要破产”的话。
然而，在2012年接手中硅科技一案时，我与多数人一样，也是“谈破产色变”的。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审理破产案件不仅程序麻烦，受理条件也十分苛刻，曾有一个案子审理时间长达5年。
此前，我没有具体运作过破产案件，但我很早便开始阅读各类相关书籍，也多次参与破产法专题培训，同行之间也偶有交流。我仍然记得一次培训会上市中院民二庭庭长鞠海亭说的，“温州是中国市场经济发源地之一，破产问题爆发得早是正常的，这是个不应被误读的社会问题。推动破产的目的是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化解金融风波。温州理应成为企业破产审判的标杆。”
对资产缩水认识不足上报清偿率闹笑话
刚接手中硅科技案时，我很快发现了实战经验缺失带来的问题，比如对资产缩水的认识不足。
这家公司于2010年6月成立，主要经营范围为太阳能利用技术的开发、光伏应用产品等。在2012年12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我上报了清偿率11%的数据。会后，瓯海法院副院长叶建平把我叫去办公室，说：“全球破产案例的平均清偿率是8%，光伏产业受到如此沉重打击，你真的能够保证中硅科技完成11%的清偿率吗？”他的话音刚落，我的脸一下就红了。后来，我在实战中积累经验，最终，中硅科技的清偿率定格在6.66%。
引进战略投资人时顶着严寒赴大西北考察
这是浙江光伏企业洗牌“第一案”，企业实际资产3300多万元，负债却达2.29亿多元。接手后，我与瑞安人、温州光伏产业促进会会长郑策一直保持交流。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甘肃酒泉金塔集团老总、中硅科技的战略投资人。
重整计划制定过程中，最困难的是选择战略投资人及与投资人的洽谈。既然要“把女儿嫁出去”，总得了解清楚“女婿”是否诚信、实力是否雄厚。2013年春节期间，我去了趟甘肃金塔县，进行实地探访。那时候，每天最低温度达到零下10℃。
最终，我们取得了彼此的信任。经考察协商，我决定以中硅科技的现有生产设备投入甘肃酒泉的金塔集团，换取股权，并以股权收益逐渐清偿债务。去年1月4日，重组方资金全部到位。
我不是生意人是敬畏法律的管理人
尽管如此，过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
2013年8月，我们正打算将中硅科技的设备运往甘肃，却在过海关遇到了意外——一定年限内，进口设备变动位置，需提前解除监管，补缴关税。25.3万元的税费究竟是由管理方出，还是由重组方出？由于之前的疏忽，管理方已经没有预留资金，而重组方表示不愿意出这笔钱，同时法院又不同意管理方出钱。如果就此搁置，此前大半年的努力可能功亏一篑。这时候，我自作主张把这笔费用代垫了。
前前后后，我一共代垫了50多万元，如今重组方都已还清。而在当时，我的做法是要担风险的，不过，我庆幸自己做对了。
我不是一个生意人，也不是一个仅仅会算账的会计师。我是敬畏法律、运用法律的管理人，我必须对法院、对重组方、对债权人负责，对自己负责。
把“小孩”洗干净就可以抱给对方了
如今，这个案子的工作已经进入扫尾阶段，把“小孩”洗干净，就可以抱给对方了。一年多时间里，我对破产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能偿还，债权人就继续经营；不能偿还，就及早重整山河。
近两年，越来越多企业老板来咨询破产法。“原来我可以通过破产法保护自己？”——这是他们中多数人的反应。此前，这些企业主一直认为，自己还不了的债就让儿子还，儿子还不了就让孙子还。其实，只要按照公司法去规范经营，真要亏损了只需依法申请破产就行。
温州经济会因为破产法而重新精神焕发
2013年7月，美国底特律市申请破产。身边很多朋友闻讯后，都瞠目结舌地跑来问我：城市也能破产吗？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
许多企业主抱着“破产晦气”的残旧观念而抵触破产法；也有一部分人，由于涉嫌犯罪而害怕被追究责任。其实，如今的破产法实际上是一个以“保护企业主”为本的制度，其公平之处在于首先把债权、债务梳理清楚。它对企业的作用就像是“隔离治疗”，即“刑事与民事分开”，不让任何外界因素打扰申请破产的企业。
此外，破产法的推行对打击逃废债的成效巨大，如转移资产、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混同等不规范运作，将可能承担无限责任。
这些，都将倒逼企业主树立现代企业制度、有限责任制的概念，规范运作、转型升级，把账做清楚；这些，都是破产法带给我们的积极一面。
今年上半年，全国破产审判经验交流会将在温州举行。破产法正在中国萌芽，在温州萌芽。我仿佛看见不久的将来，温州经济会因为破产法而重新精神焕发。
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昨天召开。1月13日起，中共温州市委建设“法治温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本报共同推出《法治中国的温州故事》系列报道，通过讲故事、摆事实，回顾温州市在民主政治、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普法教育、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和成果，记录法治中国在温州的实践与创新。
近年来，在践行司法公正的过程中，温州法院在破产案件简化审理程序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温州中院也因此跻身全国首批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方式改革试点法院，从而又创下一个“敢为先”的温州样本。今天让我们来听听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所长金国达讲述的故事。
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所长金国达：
2012年10月26日，多云，些许闷热。
这一天，瓯海区人民法院指定东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这家公司因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向瓯海法院申请破产重组。身为事务所所长，我意识到这或许是入行20多年来最难啃的骨头。
2014年1月4日，天气阴冷。那天，重组方资金全部到位，心头大石终于落下。435天里，阅读过数十万字的文案书籍，整日起早贪黑，头发也白了大半，但想到为推进破产法作出贡献，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接手前我与多数人一样“谈破产色变”
2013年，是温州推动破产法最轰轰烈烈的一年，全年审理198件破产案件，审结153件，令20多家企业起死回生。全国各地不断有学者来温调研，甚至有最高院专家说出“若不是温州对破产法的推动，恐怕破产法都要破产”的话。
然而，在2012年接手中硅科技一案时，我与多数人一样，也是“谈破产色变”的。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审理破产案件不仅程序麻烦，受理条件也十分苛刻，曾有一个案子审理时间长达5年。
此前，我没有具体运作过破产案件，但我很早便开始阅读各类相关书籍，也多次参与破产法专题培训，同行之间也偶有交流。我仍然记得一次培训会上市中院民二庭庭长鞠海亭说的，“温州是中国市场经济发源地之一，破产问题爆发得早是正常的，这是个不应被误读的社会问题。推动破产的目的是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化解金融风波。温州理应成为企业破产审判的标杆。”
对资产缩水认识不足上报清偿率闹笑话
刚接手中硅科技案时，我很快发现了实战经验缺失带来的问题，比如对资产缩水的认识不足。
这家公司于2010年6月成立，主要经营范围为太阳能利用技术的开发、光伏应用产品等。在2012年12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我上报了清偿率11%的数据。会后，瓯海法院副院长叶建平把我叫去办公室，说：“全球破产案例的平均清偿率是8%，光伏产业受到如此沉重打击，你真的能够保证中硅科技完成11%的清偿率吗？”他的话音刚落，我的脸一下就红了。后来，我在实战中积累经验，最终，中硅科技的清偿率定格在6.66%。
引进战略投资人时顶着严寒赴大西北考察
这是浙江光伏企业洗牌“第一案”，企业实际资产3300多万元，负债却达2.29亿多元。接手后，我与瑞安人、温州光伏产业促进会会长郑策一直保持交流。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甘肃酒泉金塔集团老总、中硅科技的战略投资人。
重整计划制定过程中，最困难的是选择战略投资人及与投资人的洽谈。既然要“把女儿嫁出去”，总得了解清楚“女婿”是否诚信、实力是否雄厚。2013年春节期间，我去了趟甘肃金塔县，进行实地探访。那时候，每天最低温度达到零下10℃。
最终，我们取得了彼此的信任。经考察协商，我决定以中硅科技的现有生产设备投入甘肃酒泉的金塔集团，换取股权，并以股权收益逐渐清偿债务。去年1月4日，重组方资金全部到位。
我不是生意人是敬畏法律的管理人
尽管如此，过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
2013年8月，我们正打算将中硅科技的设备运往甘肃，却在过海关遇到了意外——一定年限内，进口设备变动位置，需提前解除监管，补缴关税。25.3万元的税费究竟是由管理方出，还是由重组方出？由于之前的疏忽，管理方已经没有预留资金，而重组方表示不愿意出这笔钱，同时法院又不同意管理方出钱。如果就此搁置，此前大半年的努力可能功亏一篑。这时候，我自作主张把这笔费用代垫了。
前前后后，我一共代垫了50多万元，如今重组方都已还清。而在当时，我的做法是要担风险的，不过，我庆幸自己做对了。
我不是一个生意人，也不是一个仅仅会算账的会计师。我是敬畏法律、运用法律的管理人，我必须对法院、对重组方、对债权人负责，对自己负责。
把“小孩”洗干净就可以抱给对方了
如今，这个案子的工作已经进入扫尾阶段，把“小孩”洗干净，就可以抱给对方了。一年多时间里，我对破产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能偿还，债权人就继续经营；不能偿还，就及早重整山河。
近两年，越来越多企业老板来咨询破产法。“原来我可以通过破产法保护自己？”——这是他们中多数人的反应。此前，这些企业主一直认为，自己还不了的债就让儿子还，儿子还不了就让孙子还。其实，只要按照公司法去规范经营，真要亏损了只需依法申请破产就行。
温州经济会因为破产法而重新精神焕发
2013年7月，美国底特律市申请破产。身边很多朋友闻讯后，都瞠目结舌地跑来问我：城市也能破产吗？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
许多企业主抱着“破产晦气”的残旧观念而抵触破产法；也有一部分人，由于涉嫌犯罪而害怕被追究责任。其实，如今的破产法实际上是一个以“保护企业主”为本的制度，其公平之处在于首先把债权、债务梳理清楚。它对企业的作用就像是“隔离治疗”，即“刑事与民事分开”，不让任何外界因素打扰申请破产的企业。
此外，破产法的推行对打击逃废债的成效巨大，如转移资产、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混同等不规范运作，将可能承担无限责任。
这些，都将倒逼企业主树立现代企业制度、有限责任制的概念，规范运作、转型升级，把账做清楚；这些，都是破产法带给我们的积极一面。
今年上半年，全国破产审判经验交流会将在温州举行。破产法正在中国萌芽，在温州萌芽。我仿佛看见不久的将来，温州经济会因为破产法而重新精神焕发。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501/14/20177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