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一词，频繁见于官方文件和大众媒体，已逾十载。而且现在从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到太阳能光伏、风能等战略性新兴行业，出现大面积的产能过剩。对此，偶发的经济波动，一时的政策失误已难以解释产能过剩之惑，只有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才是真正的根源。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进入“转型陷阱”的一面镜子，而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则是助推产能过剩的重要体制性因素。要跳出这一怪圈和陷阱，必须靠深化改革，通过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来消解。
处于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我国，政府当仁不让地以主导、参与经济活动为己任。因经济（财政）分权、区域竞争、预算软约束、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制，对gdp指标的盲目崇拜等因素，加剧了我国地方政府市场竞争行为，使得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运用控制土地、环境等资源价格的权力，开展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竞相提供土地、融资等优惠政策，诱导或扭曲企业投资行为，导致了过度的重复投资与建设。当市场被严重透支后，过度扩张的产能即陷入严重的“体制性过剩陷阱”。
对于一些重大产业项目或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政府往往拥有最终的审批决定权。为了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损失，中央政府希望对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协调，形成合作均衡。然而，在中央政府介入和协调下，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各自利益针对中央政府的最终决定权展开政治资源博弈，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结果，一方赢得政治资源博弈的胜利，获得国家支持，取得表面的合作均衡。但在缺乏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下，这个合作均衡是不稳定的均衡。
重大项目或有前景产业的投资本身一方面可以拉动消费需求，带动工人就业，刺激当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会给当地的物流、就业、社会服务、旅游和消费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在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当地政府的形象和地位。这些投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带动效用预期增强了地方政府博弈的信心，同时也使地方政府对因失去建设机会而产生的利益损失预期较大。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对本地的产业项目建设和发展都给予很大的期望，面对建设后可能带来的巨大预期收益和不建设而产生的预期损失，地方政府肯定会全力以赴地争取到项目的建设。在缺乏对违规行为有效的政治惩罚措施及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违规成本较低，利益受损地方政府甚至会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与中央政府展开博弈，不遵从中央政府的决定，仍然自行建设，从而打破其合作均衡，最终形成重复建设的不合作均衡。
同时，由于区域内地区经济之间联系密切，相关行业内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较大的经济影响力，对各地方经济格局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在宁波建设机场会对上海的机场发展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随着宁波经济吸引力的不断加大及国际航线的不断拓展和规模效益的进一步体现，原来从上海起运的货物旅客很可能被吸引到宁波，本来停靠上海的飞机也可能转而停靠宁波。同时区域内政府之间又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和利益补偿及再分配机制，在各方利益无法协调和分配的时候，竞争就不可避免，合作也就无从谈起。虽然早在1996年，国家相关部门就组建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准备协调好长三角区域内部分工和合作，但这一虚设的机构并不具备任何实际行政权力，根本无法协调好具有各自不同利益的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更不用谈区域内的利益补偿和再分配的协调，因此，自组建以来主要采用传统领导座谈和联席会议的形式，难以协调区域间的利益冲突和体制性矛盾，基本处于空转状态，无法避免产业项目投资的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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